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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油雕院 l 观点】艺术文献展的性质与功能 ——对“上海油画雕塑院大师(名家)系列文献展”的反思

时间:2018/11/19 9:59:46  来源:上海油画雕塑院

  作者:薛晓雁


  一、艺术文献展在上海美术界兴起的历史背景描述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文献展在中国美术界悄然兴起,从学理上来看,艺术文献展也是一种前卫的艺术观念。在中国美术界,这一艺术观念的灵感来源于1955年由德国艺术家、教育家阿诺德·波德创办的“Kassel Documenta”(卡塞尔文献展)。作为一种创新的艺术展示形式,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如今已成为反映国际当代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平台和坐标,成为西方视觉艺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受到卡塞尔文献展成功举办的启发,在世界各国,命名于不同主题和类型的“文献展”也纷纷登场,成为国际视觉艺术界所关注的热点现象。

  德语“documenta”有“记录”与“记载”之义,其含义还有“总结”“证明”“展示”“展现”或“见证”等相关的内涵。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德语“Documenta”的语源追溯至拉丁语“documentum”那里去。关于“Documenta”这个术语究竟应该怎样翻译,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但无论如何,中国美术界已经举办了诸多以“文献”“文献展”与“艺术文献展”命名的策展,并且这些策展引起了国内学术广泛与热切的关注。

  据目前所知,中国美术界最早的艺术文献展是1991年由王林发起的,其命名为“北京西三环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1 〕。由于这是最早在中国汉语语境下举办的艺术文献展,所以在命名的指称上还有其他的称谓,如也有学者将其全名称之为“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2 〕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3 〕等。无论怎样,此三种指称均冠以“文献”二字,其冠名的意图更多是因为“文献”在汉语的传统理解中与“研究”及“历史”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也正是从1991年王林举办艺术文献展之后,国内各大媒体对后来策划的多次艺术文献展给予即时且前沿的报道,因此“文献展”这一名称及其所蕴含的崭新艺术观念和形式,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重要的推动性影响。

“我们的时代——上海油画雕塑院建院50周年文献展”现场

  据统计,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类艺术文献展不计其数。仅以2016年至2018年初为时间段,在上海举办的艺术文献展就有如下的统计次数:

  2016年,在上海油画雕塑院举办的艺术文献展就有三种:“我们的时代——上海油画雕塑院建院50周年文献展”“精神的融合——周碧初文献展”与“孤帆一片日边来——吴湖帆文献展”。在中华艺术宫和徐汇区汇展展示厅举办的艺术文献展有两种:“一个人的丝路:尔冬强视觉文献展”与“一个人的丝路——尔冬强海上丝绸之路视觉文献展预展”。“贴近大地的灵魂——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图片文献展”是在《解放日报》展出的,而上海中国画院也举办了“开宗明义第一章——上海中国画院系列文献展”等等。

  2017年,“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被美术界赞誉为是“关于文献展的文献展”,这个“文献展”首先在中央美术学院展出,随后在上海新美术馆再度举办。当然,上海中国画院也举办了“王个簃书画精品暨文献展”,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看不见’的美术——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研究系列‘蔡谦吉文献展’”,而“前卫·上海——上海当代艺术30年文献展(1979—2010)”又在上海明园美术馆举办等等。可以说,从2016年至2017年,上海美术界所迎来的诸种艺术文献展是如此密集与繁盛,一脉艺术文献展的思潮在沪上艺术空间成为了主流观念。

“精神的融合——周碧初文献展”展览现场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反思一下在中国美术界所发生的艺术文献展的基本美学特征。

  在中国兴起的各类艺术文献展,大多是以艺术家、艺术作品及相关的手稿、草图、笔记、图书、会议文件、书信、剪报、出版物与影像制品等文献为基本元素,策展人希望能够通过视觉呈现的方式,以招唤观展者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给予历史性的重新认知。这种展陈理念和展示的内容,较之纯粹的艺术展显然更具历史记忆的穿透性。这种观念的“文艺文献展”的深层审美目的在于,不仅是为了呈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在过去创作年代所秉有的原初内心世界与时代背景,同时,也更新了人们对艺术展的形式以及艺术文献的传统认知。

  艺术文献展的展陈方式对“文献”的文献性内涵不仅给予了充分的显现,并且就“文献”的文献性角度而言,这种展陈观念也可以使湮没在“文献”表象背后的历史性内涵以展览的形式重新呈现于大众视野,用艺术的手法让“文献”的历史性表现出接受现代性的反思。〔4 〕

  艺术文献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策展观念,其本身也秉有内在强大的叙事方法论。艺术文献展通过前期学术性的梳理和提炼,可以使庞杂的“文献展”资料建立起有序的叙事逻辑,这种叙事方法论不仅还原了艺术家原始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也可以让观展者从一种原初的视角把握艺术家个人的艺术成就,也更是立体且全面地勾勒出艺术家及其原初生存背景的历史语境。〔5 〕

  中央美术学院范迪安院长曾在“文献展的神话”展览上致辞:“在中国艺术益发融入国际艺术世界的情形下,将这个展览诞生至今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在中国展出,既是‘文献展’传播空间的延伸,也有助于中国艺术界整体了解它的动态进程和学术特征,构成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6 〕

“孤帆一片日边来——吴湖帆文献展”展览现场

  以下让我们来谈一下艺术文献展的兴起及研究的缺失现象。随着艺术文献展作为一种观念在中国美术界的兴起与繁盛,学界关于艺术文献展的追踪与批评也成为了一种研究主流。

  无论是在国际美术界还在国内美术界,艺术文献展的发生与繁盛还是一种较为年轻的现象。“文献展”这个概念的提出至今只有60余年的时间,并且这一展示形式在中国美术界的接受与兴起也只有20余年。近些年来,以“文献展”名义举办的展览从名目到内容和形式逐渐趋向多元化,而艺术文献展较多的还是围绕当代艺术和当代设计而展开,因而针对艺术文献展的研究也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

  我曾在中国知网文献中搜索关键词“艺术文献展”,所搜索到的信息也仅有29条,其时间跨度为从1998年至2017年。其中介绍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文章有两篇,介绍深圳与成都新视觉艺术文献展及当代艺术文献展的文章有3篇。笔者曾在《上海艺术评论》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艺术文献展:媒体传播分析与启示——以上海油画雕塑院艺术大师(名家)文献展为例》,这篇文章也被《美术报》进行了转载刊登。

  我特别注意到,在高校研究生论文撰写方面,也只有两部硕士论文对艺术文献展进行了研究:《当代语境下“文献展”之文献性试析》与《艺术文献展的学术性研究——以“绘境文心·胡悌麟作品文献展”为例》。其余学术信息也只是关于个人“文献展”的报道。此外,我也搜索了发表于核心期刊且冠名“文献展”的研究文章,从2000年至2017年也仅有12篇,并且其中还包含了涉及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图书情报、档案、数字图书馆、博物馆、考古、体育、旅游、投资以及文化研究与文艺理论等方面的文章,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章并非是讨论艺术文献展的。在文化研究与文艺理论方向下,关于艺术文献展研究的文章仅有两篇,并且是以单个的“文献展”为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美术史论界关于艺术文献展的批评与研究在学术上还是相当不充分的。

  为了对中国艺术文献展的现状和特点进行深度的解析,笔者选取了“上海油雕院系列文献展”作为个案进行专项研究,从参观者调研、媒体传播数据、专业人士访谈三个方面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深度研究,以期描述与展现中国艺术文献展的社会形态及美学特征。

“陈逸飞文献展(1960——1980)”展览现场

  二、上海“系列文献展”的系列性和规模性

  下面让我们对“上海油画雕塑院大师(名家)系列文献展”(以下简称为“系列文献展”)给出一个调研性的思考。从命题上看,我们不难理解“系列文献展”所展示的内容当然与上海油画雕塑院有关。的确,在策展的性质上,其就是关涉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举办的大师名家文献展。从2013年至2017年,“系列文献展”共举办了五届,其中包括:

  (1)2013年:薪火相传——陈逸飞文献展(1960—1980)。

  (2)2014年:张充仁文献展(1936—1966)。

  (3)2015年:这里阳光灿烂——哈定文献展,我们的时代——上海油画雕塑院建院50周年文献展。

  (4)2016年:精神的融合——周碧初文献展。

  (5)2017年:孤帆一片日边来——吴湖帆文献展。

  就我的研究概述而论,“系列文献展”创办之初的宗旨应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为中国美术史研究者与大众全面了解参展艺术家及其作品提供多元的切入视点;二是为挖掘和总结上海油画雕塑院的内在学术传统提供集中的文献背景,同时,也为梳理院史开拓新的视野;〔7 〕三是对参展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所存在过的历史语境进行剔除遮蔽、廓清史实,以还原其应有的本体性历史地位。〔8 〕

  在我看来,“系列文献展”的主旨性定位就是集学术性、研究性与问题针对性于一体,旨在进一步挖掘艺术家及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呈现艺术作品诞生的过程,全面地展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所持有的那种鲜活的审美观念。这种“系列文献展”借助于还原艺术家鲜活的历史在场性,以推动研究者与大众能够更为深层次地阅读作品,也可以使观赏者直观地透视到艺术家作为一个特殊的审美群体对于推动当代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说到底,“系列文献展”最终也是以此引导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学术含量及展览品质提出更高的诉求。

  就已经举办的五届“系列文献展”而言,虽然在文献选取的标准以及展陈方式上各不相同,但详实而珍贵的油画、国画与雕塑原作,丰富的文献史料、照片资料、实物手稿与视频,还包括画室还原等,这些元素均在性质上作为鲜活的历史而进入陈展现场。这些文献不仅凸显了陈展的学术性、研究性和观赏性,关键在于,可以把观赏者带入艺术家创作的历史现场。也就是说,可以把艺术家创作的历史语境还原于当下而鲜活地展开,让观赏者在当下能够参与到艺术家创作的历史语境中去,以构成当下的观赏者与历史的艺术家形成在场的视觉对话,带来鲜活的审美体验。

  毫无疑问,“系列文献展”近年来已形成了系列性和规模性。在艺术家与文献内容的选取方面,包括了油画、雕塑大师和国画大家,时间跨度也从20年延伸到了30年。“系列文献展”不仅涵盖了艺术家整体的审美创作历程,也截取了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阶段进行视觉的直观显现。在策展主题与展陈形式方面,每一届“系列文献展”都力图根据艺术家及其文献的特质,呈现不一样的审美感受。策展方既考虑到了文献内容的详实、学术水准的提升与策展团队的专业性,也注重展陈形式的突破与公众影响力的拓展。也正是如此,无论美术界专业工作者,抑或普通的艺术爱好者,均对于“上海油画雕塑院油画雕塑大师(名家)文献展”的品牌认可度逐年提高。可以说,“系列文献展”无是在美术专业圈子内,还是在大众文化场域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作为一项城市公共艺术活动,艺术文献展不仅仅是专业界的自娱自乐,同时,也有效地发挥着塑造城市文化及提升城市品位的作用。笔者通过对各种类型参观者进行分类定量的调研,试图发现不同层次参观者对于艺术文献展的需求,以及对策展主题与传播形式的看法,并就“文献展”的目标受众定位、针对性的展陈形式和传播方式提出学术性的思考。

  作为一个艺术展览,无论是高端的学术策展还是普及性的展览,其面向的都是参观者。对于主办方来说,参观者或潜在参观者的身份、层次、人数以及需求,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对于国内的艺术文献展来说,如果要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发挥更有效的公共教育功能,就应该改变主办方导向的办展策略,构建参观者导向的办展理念。

  我们所调查取样的对象包括如下:非专业美术工作者、美术爱好者,以及学生和在职或退休人员。调研方法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工作群与朋友群填写问卷表,并进行系统分析。调研项目主要包括对于“系列文献展”的关注度、参与度、参观需求以及对自己的影响。我们从调研中有效地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倾向,同时也掌握了颇有启发的相关信息。

  第一,建立参观者导向的理念和机制。艺术文献展的生命力源于观众。但在进行调研时,我们发现有关参观者的信息和资料,较之媒体报道数量而言,可谓少之又少。这说明我们目前的艺术文献展,仍然停留在主办方导向与策展人导向的机制策略上,其传播主要还是停留在单向的宣传维度上。可以说,主办方对参观者人群的层次、职业、年龄、性别、兴趣爱好与参观需求等等信息,还缺乏掌握与操控。

  我们认为,对于系列的“文献展”,如果希望持续发展且最终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就有必要在组织机构中建立起参观者的研究机制,持续地收集参观者的各类信息,建立相关的参观者档案,以定期对参观者进行调研和评估。我们还建议,可以就特定“文献展”的艺术家选择、展陈内容与形式、专题讲座等延展活动的内容等,征集观众意见和需求。“文献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与参观者、潜在参观者进行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不断地培养忠实的观众,也可以发掘潜在的观众。

  第二,目标参观者的细分与潜在参观者的发掘。一个城市中的艺术爱好者人群相对比较稳定(如常言所说的“就这么一群人”),对于艺术文献展的展览形式而言,传播推广的目标人群,除了对“文献展”有所了解的艺术爱好者人群之外,更多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培养对此种展览形式的价值、趣味还不甚了解的潜在观众。

  这就需要我们对目标参观者进行细分,如细分为专业人士、艺术爱好者、企业白领、学生群体以及“新上海人”等等。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批“潜在参观者”,他们主要是代表着城市未来的学生群体,无论是大学的学生,还是中小学的学生,他们既然是这个城市的未来,就应该成为这座城市文化与城市艺术的传承者。

  如果我们对学生群体进行仔细界分的话,最接近艺术圈的部分,就是上海的美术院校(大学及附中)的学生,其次是大学文科专业的学生。由于“系列文献展”的艺术家都是上海美术史上的著名书画家,在上述学生中具有一定的知晓度,主办方可以通过和学校建立相应的机制,联合举办讲座、征文和有奖竞赛,以扩大展览的影响,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此外,上海有很多美术创意机构与少儿美术辅导机构,主办方也可以与相关机构建立松散的合作机制与信息交流机制,选择合适的艺术家“文献展”,以开展美育教育活动。比如,“哈定文献展”举行期间进行的儿童公共艺术教育就受到了欢迎,取得了不错的效应,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第三,拓展合作与展示范围。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海纳百川是这座城市的精神。上海的美术爱好者,还有来自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他们是最具世界眼光的参观者。我们认为,如果要把“系列文献展”打造成代表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牌,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上海,应该是立足于上海而面向全国乃至整个世界。

“张充仁文献展(1936—1966)”展览现场

  对于上海油画雕塑院来说,其资源毕竟有限。从策划、筹备到展出一个高水平的艺术文献展,不仅需要详实的文献材料与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同时也需要足够的经费。仅仅举办一次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展览与出一本画册,这还是不能充分地发挥艺术文献展的作用。

  我们建议,必须要拓宽办展思路,与上海以外的美术展览机构合作,包括要与和上海艺术家有文化渊源关系的美术机构及国外的美术机构进行合作,可以通过引进、联办或巡展等形式,丰富系列文献展内涵,以扩大艺术文献展在参观者群体中的影响力。

  还有一点,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提及,那就是“系列文献展”媒体数据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媒体传播作为“文献展”的延伸形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作用。笔者采集了五届文献展举办前后的大量媒体报道资料,并对每一届的参观人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发布数量及传播形式进行了调研分析。通过量化的数据,我们发现,在艺术文献展举办过程中,媒体在发挥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我们也对此进行了思考和总结。

  需要说明的是,艺术文献展的成功因素很多,媒体传播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对艺术文献展进行整体传播推广的一些思考。

  第一,媒体传播是艺术文献展的延伸展厅。在“张充仁文献展”结束后1个月,《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版大幅刊登了《“泥塑神手”张充仁的朋友圈》一文。这篇文章提及了“文献展”中张充仁交往的一个长长的朋友名单,也正是这个名单勾勒出了一部上海的近代艺术史。应该说,此次“文献展”发掘出了一个被遮蔽的文脉。同时,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同一栏目也刊登了上海美术学院教授与油画史专家李超的文章。这篇有关张充仁的文献研究的长文,以文献还原了张充仁的早期西画艺术,弥补了张充仁艺术研究和中国现代美术史中被“忽略”的部分。〔9 〕此两篇文章虽属媒体传播范畴,但同样实现了“文献展”所具有的“记忆”以及“呈现”与“见证”等重要的历史含义。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启示,对于艺术文献展来说,媒体传播的功能不仅仅是报道展讯,同时,也是“文献展”的一个延伸展厅。尤其是新媒体,更是一个打破时空的延伸展厅。我们认为,未来对于媒体传播这个展厅的规划,应该具有像策展一样的艺术地位,因为,那是一个可以更多地吸引观众且没有闭馆时间的展厅。

  第二,传播的“主办方导向”与“参观者导向”。根据统计,五届“系列文献展”的日均参观人数为122.69人次。相比过往,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相较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仍嫌不足。这就需要我们调整传播理念与思路,拓展信息传播的方法与渠道,包括利用传统媒体特点,发挥新媒体的优势,拓展传播话题和传播渠道,以进一步提升艺术文献展的公众影响力。

  传统媒体的传播以面向大众为特征,采取的多是“主办方导向”的传播,即根据主办方对“文献展”的定位和宗旨进行“统发稿”类型的发布。然而艺术文献展的个性化特质与艺术爱好者的个性化阅读爱好,需要更多的个性化传播。如策展主办方可通过各类媒体介绍“文献展”的缘起、背景与学术意义,还可以介绍艺术家的花絮与展览的细节,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些个性化的细节传播,往往会起到“统发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更多的是面对参观者个人的“一对一”传播。策展方需要在“主办方导向”的传播之外,更多的采用“参观者导向”的传播,即根据不同参观者的兴趣点拟定传播主题,以便能够发表更为个性化的报道。

  第三,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传播功能。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任何媒介都是人的延伸。〔10 〕也就是说,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在如今的自媒体时代,可以说任何人都成为了媒介,都在发挥着无边无界的传播功能。

  笔者在整理媒体发布的文章时发现了新浪博客的一篇随笔,这位博主分析了“张充仁文献展”陈列的三幅张充仁不同时期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雕塑科毕业归国的张充仁,当时,张充仁以第一名的荣誉从这所美术学院毕业。从照片上看,张充仁“青年学子的青涩模样,眼神内敛而安然……不露锋芒却腹中有书气自华”。第二张照片记录了张充仁与埃尔热时隔46年重逢的镜头,这张照片是从1980年上海电视台录制专题片《老雕塑家张充仁》中截取下来的。这张照片的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埃尔热神态轻松自然,俨然是一个大艺术家样子。而与他同龄的张充仁则双手聚拢在膝盖上,偶尔抬眼看一下周遭,显得拘谨不安。”第三张是1988年张充仁为密特朗塑像的照片。照片中的张充仁“尽管已经81岁,尽管内敛依旧,但掩藏不住对当下工作的满足和享受,年轻时的那种淡定、安然的气质以及久违的艺术灵魂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11 〕这样的“博文”,对于观众的吸引远远超越千篇一律的新闻统发稿及其报道。

  主办方的微信公众号也是自媒体,不仅仅是发布消息和图片、报道展览和讲座,同时,也需要发布更多的评论宣传以引导观众来美术馆观展”。博客、微博与朋友圈更是自媒体,每一位观众观看展览的评论都能够起到传播的作用,主办方的微信公众号应该给予转发以扩大传播的影响力。

  第四,多元化的整合传播。艺术文献展不仅是专业展示活动,更是一项公共教育活动。已经举办了五届的大师“系列文献展”,除了“张充仁文献展”之外,其他“系列文献展”均有相应的讲座,主讲人有艺术家的亲人,也有专家学者、展览的主办方与跨界艺术家。尤其是“周碧初文献展”的公共教育活动,特别值得在今后持续开展。在“周碧初文献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展览期间,主办方共举办了9场公共教育活动,其中学术性讲座3场,也有数场跨界类的艺术活动,包括音乐专场、纪录片专场与思南读书会,还有3场儿童艺术教育活动。此外,借助最新科技,主办方还与雅昌艺术网合作,引入VR科技设立流动美术馆;同时,主办方还与“空艺术”合作,增设二维码和音频连接,使观众可以收听到重点作品的语音导览和公共教育活动的音频介绍。此外,2017年在“吴湖帆展”期间,策展方也连续四周进行了学术性讲座,参加者颇为踊跃,取得了很好的效应。

  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媒体传播仅是“文献展”的传播手段之一。艺术文献展的传播推广应该是以展览为中心的一个整合性营销传播的项目。在一个传播的主题下,发掘学术性与公众性的不同话题,通过论坛、讲座与校园宣讲等地面活动,配合新媒体的话题传播与视频直播等手段,进行整合性的多元化的传播,以拓展艺术文献展的受众面,这样一系列手段的集中性采用可以把上海油画雕塑院的大师系列文献展打造成一个影响广泛的高端品牌。

“这里阳光灿烂——哈定文献展”展览现场


  三、关于系列文献展专业人士的访谈及思考

  在这里,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访谈的对象、方法及焦点内容等相关问题。我们对上海艺术文献展进行了广泛与深度的访谈和调研。访谈对象有“系列文献展”主办方、艺术家家属、美术史论研究者、大学教授、画家、历史文献研究者、儿童美术教育工作者及媒体记者等30余位。访谈方法采用了面谈、电话、微信与邮件等。关于调研内容则是从上海油画雕塑院的五届“系列文献展”切入,就艺术文献展的问题听取了各位访谈人士所发表的专业意见。同时,我们也对访谈的丰富信息进行了焦点归纳。我们在整理专家学者的访谈内容时,发现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会从“系列文献展”出发,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涉及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媒体传播、广义的“艺术文献展”定义和定位以及国际视野下的“文献展”等问题。他们所发表的各自见解,可以说是一次有关艺术文献展的集中学术研讨。总的来说,相关探讨的焦点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五届系列文献展:包括来自主办方、艺术家家属与媒体记者的观点,以及关于“吴湖帆展”个案的探讨。

  2.关于系列文献展的价值、定位与传播:包括对系列文献展的传承价值、学术定位与大众定位以及相关的传播推广的探讨。

  3.关于文化意义上的艺术文献展:包括艺术文献展对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意义、对于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关系的探讨。

  4.关于国际视野下的“文献展”:包括国外艺术文献展的观念及表现形式的介绍,还包括对“文献展”之语源学意义的探讨等。

  综合专业人士的意见,我们注意到大家均对“上海油雕院系列文献展”的探索和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并就如何进一步打造这张上海城市文化名片,深化并丰富艺术文献展这一新兴艺术形式的内涵,提出了多方位的建议。尽管对艺术文献展的实践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对这一艺术形式理解的深化,艺术文献展在中国的发展必然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在这里,再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艺术文献展定位的四点思考。

“历史的回响——上海油画雕塑院现实主义创作研究文献展”展览现场

  通过这次“上海油画雕塑院大师(名家)系列文献展”的调研,特别是对专业人士的深度采访,笔者就艺术文献展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思考,以供业界参考。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四点思考都涉及了艺术文献展的定位问题。

  1.美术的定位/文化的定位:上海油画雕塑院是一个美术研究与创作机构,“系列文献展”的大师(名家)首先是美术家。但是,由于“文献展”本身的定位,所涉及就不仅仅是艺术家的美术身份问题,而是更为宽阔地涉及到了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很多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与现象,实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美术领域,触及到社会、文化与历史等相关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文献展”的美术定位与文化定位之间,在提供美术启示和社会文化启示之间,增加一个更为明确的标题与介绍,以便给“文献展”一个更为明确的具有理论宣言式的定位。

  2.历史的定位/当代的定位/未来的定位:“文献展”命名,似乎更多的是指向美术史与指向过去,“文献展”的功能似乎只是保存与传承历史。实质上,“文献展”的现场美学本质就是现代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纯粹是旧日文献的现场堆积。未来的“文献展”究竟是定位于纯粹的材料抢救与保存史料呢,还是通过对历史在现场展开的解读,为观赏者提及旧日文献的当下意义,以引起当下的观赏者对历史的反思,甚或引发观赏者借助于旧日文献而生成对未来的启示?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艺术文献展应该在策展的宣言上给出进一步的学理性表达。

  3. 学术的定位/大众的定位:“文献展”必须具有学术的品格,同时,也应该承担公共教育的功能,承担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气质的使命。“文献展”的目标观众定位,应该有着更为明确的细化分类。举办“文献展”,究竟是面对艺术家与专业人士的圈子,还是面对广大市民,或者是面对市民中的某一个部分群体?策展人应该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这也涉及对“文献展”传播推广的定位问题:究竟是“主办方导向”,还是“参观者导向”?尽管可以笼统地说,这两者并不矛盾,但是,策展人在具体举办与执行一次“文献展”时,还是需要给出明确的思考与定位。因此“文献展”的策展宣言非常重要,一定要有理论家的介入。

  4.国际的定位/中国的定位:由于“文献展”这一现代艺术形态源于国外,国外的“文献展”有自己的定义和诉求。虽然在中国兴起的艺术文献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但是显然还处在形成与发展的阶段。鉴于此,我们在这里提出:是否需要自觉地形成“中国文献展”的概念和流派?上海油画雕塑院在形成“中国文献展”的概念和流派时,应该承担和发挥怎样的引领作用?这也是值得思考与探究的问题。

  结语:艺术文献展研究的意义

  关于对艺术文献展进行研究的意义,至少应该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关于艺术文献展本身的发展意义。对于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在中国的艺术文献展中所存有的典型意义,主要是体现在其具有的系列性、品牌性与示范性三个层面上。上海油画雕塑院自2013年开始举办的“上海油画雕塑院艺术大师(名家)文献展”,是国内唯一形成系列的艺术文献展,在业内和艺术爱好者群体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和示范意义。通过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数年来艺术文献展行走的轨迹,这对于今后推动艺术文献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二,对于发挥艺术文献展公众影响力的意义。笔者没有局限于艺术文献展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将研究的角度拓展到“文献展”的公众性、传播性与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作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艺术文献展并非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而是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献展”而言,其社会影响力本身就是艺术形式的一个部分。通过对参观者与专业人士等进行定量与定性调研,我们期望发现艺术文献展的传播规律,这对于今后文献展的定位、策展与传播都将具有启发式的意义。

  第三,对于打造上海城市文化品牌的意义。正如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李超在论及“艺术文献展”的意义时所说:“通过有关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方面的研究和努力,旨在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生态,唤起我们得以藉此对于一个民族文化资源的思考,一种文化管理机制的思考,一种都市文化精神的思考,一种国家文化战略的思考。”〔12 〕本文就“上海油画雕塑院大师(名家)系列文献展”进行个案调研,正是为了推动这种思考和探索的发展,期望对打造“系列文献展”这一上海文化品牌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以艺术文献展推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鲁虹:《90年代中前期的中国当代艺术》,《东方艺术》,2013年第3期。

〔2〕王林:策划1991年北京《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四川美术学院官网。

〔3〕王林:《中国当代艺术还能干点什么——〈中国性——2010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研讨会摘要》,雅昌艺术网,2010年9月21日。

〔4〕钱柏颖:《当代语境下“文献展”之文献性试析》,北京印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5〕编者按:《文献展带来了什么》,《美术报》,2017年9月30日。

〔6〕范迪安:《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览致辞。

〔7〕肖谷:《陈逸飞文献展的意义何在?》,《新民晚报》,2013年8月3日。

〔8〕肖谷:《张充仁文献展(1936——1966)前言》。

〔9〕《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版》,2014年11月26日。

〔10〕马歇尔·麦克卢汉[加]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第33页。

〔11〕元味:《张充仁的三个表情——记张充仁文献展(1936—1966)》,《新浪博客·非物志》,2014年10月8日。

〔12〕李超:《“看不见”的美术——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研究系列‘蔡谦吉文献展’”策展》前言,《新民晚报》,2017年10月21日。

注:本文部分内容选自上海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上海油画雕塑院大师(名家)文献展研究报告”。曾刊登于《东方艺术》“思考与研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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