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塑像

　　在江西宜春城外古窑址近日出土一块元代古砖。砖面凹陷，中有模印“大元至元拾玖年马氏致远 东洲书屋”字样，已初步确定即是元代著名戏曲家马致远旧居的遗物。

《东洲宾兴册》记载清代东洲书院兴建历程及规约

马致远“东洲书屋”砖

清代高凤翰《东洲书屋意境图》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马致远”，其实并不只有这唯一的戏曲家马致远，实际上曾有三位“马致远”。要确定这块古砖的主人究竟是哪一位马致远，需要先大致梳理一下三位“马致远”的来龙去脉。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附录《元戏曲家小传》“附考”中说：“元代曲家，与同时同姓名者不少……马致远，其一制曲者，为大都人；一为金陵人，即马文璧（琬）之父，见张以宁《翠屏集》。”王国维提到的金陵马致远，据考，其生活年代在1330年前后，与戏曲家马致远基本上是隔代人了。而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中又提到一个马致远，书中记载，“马致远，字骥德，至大四年（1311）由江浙行中书省员外郎擢宁国路总管府府判，阶奉议大夫。延祐三年（1316），丁父忧，去职。六年，服阕，授庆元路奉化州知州，阶如故。至治二年秩满（1322），除吉安路吉水州知州。三年（1323）到任。以后事不详。”从相关研究来看，无论是王国维提到的金陵马致远，还是孙楷第提到的另一个马致远，都不是戏曲家，在生活年代上也都晚于戏曲家马致远。而目前学术界普遍采信的戏曲家马致远的生活年代定位于1250年左右至1320年左右，虽仍不十分精确，但基本可信。这样立论的依据乃是根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中的记载，因钟的年龄仅较马致远小30岁左右，几乎可以视作同时代人，是目前所发现相关记载中最接近于马致远生活年代的，所以值得信任。

　　回过头来看，元代古砖的年代标明为“至元十九年”，即公元1282年，恰恰在戏曲家马致远（1250—1320）的生活年代区间。那么，照此推算，时年30岁出头的马致远，怎么会远赴江西宜春呢？又怎么会在江西宜春筑一所“东洲草堂”呢？

　　因为史料的阙失，目前我们对于戏曲家马致远的基本常识，往往只有简单的两截——即他是河北东光人，上半生基本在大都（今北京）活动；又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下半生基本在江浙一带活动。而至元十九年，恰恰处于其生涯的中间节点，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比较深入的考察，得从一支残曲所透露的“龙楼献诗”案谈起。

　　所谓“残曲”，是指一套原本完整的散曲，未完整刊行流传下来，而是分拆为几支，罗列于曲词选本之中。这是一支辑录于《北词广正谱》中的马致远所作残曲，其中提到“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便似陆贾随何，且须缄口。”研究者据此推测，这说明马氏曾在20岁前后，在大都向太子真金（忽必烈之子）献诗。“龙楼”即指代太子，而“功名一旦休”，则是说马氏的“功名”可能因向太子献诗而来，也可能后来正因此又遭牵连而“一旦休”。之所以会有此状况，可能与后来发生的“上书禅位”事件有关。至元二十二年（1285），一位江南行台御史上书忽必烈，请求其“禅位”予太子，理由是忽必烈已“春秋高”（时年已70高龄）。忽必烈因此龙颜大怒，太子真金也惊惧而死，其幕僚谋臣们或贬或散，大都远走他乡。据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至元二十二年极可能就是马氏离开大都、宦游江浙之年。但“东洲书屋”砖的出现，将这个原有“共识”推翻。另一种揣测也因之生发出来，即马氏或于至元十九年因事被贬至江西宜春，或因提前预知太子将不保，而远走避难于此。

　　无论出于何种推测，“东洲书屋”砖的出现，至少见证了两种历史可能，一是戏曲家马致远曾隐居江西宜春附近；二是马氏离开大都的时间，又往前推了三年。于此，我们更能深切体会，30岁出头即开始隐居生涯的马氏，才有可能在后半生里成就其存世众多的杂剧、散曲作品。事实上，通观现存马氏曲词作品，绝大部分的抒写基调，都是在描述一位曾经的“得意人”到“失意人”的心理变化与情感触动。马氏之所以倾心于从事大量杂剧、散曲作品的创作，也正在于中年归隐之后的无聊与无奈，也正基于其曾经有过的短暂“得意”与后来的长期“失意”。但这样于情于理的分析，一直以来得不到具体的史料物证，“东洲书屋”砖就是目前的唯一物证。我们还可以据此进一步揣测，马氏晚号“东篱”，也必然与江西有着某种微妙联系。东篱，语自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虽是一个极通俗泛滥的典故，但联系到陶本是江西人，马氏又曾隐居于江西，以陶自况，颇得默契。而“东篱”，可能也正是代指其“东洲书屋”的一段篱笆，于情于理，于境于景，都能说得通了。

　　那么，马致远在其曲词作品中，又是否提到江西宜春或江西风物呢？确切地讲，还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可在其曲词作品中找到。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氏曾借北宋“双渐苏卿”故事加以演绎，创作过两套散曲，其中都无一例外地在末句提到“豫章城”。

　　此外，马致远创作《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虽是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故事敷演而成，但整个剧作的地理背景描述，仍然是指向江西境域的。马氏的两套散曲一部杂剧，都以“豫章城”为背景，这恐怕并不仅仅能以巧合来解释罢。事实上，无论是自比为在豫章城中苦苦等待情人归来的痴心苏卿（寄托某种朝廷重召的盼望），还是自况为被贬“贬去江州四千里远”的江州司马（抒写某种因才招祸、书生无用的自嘲），此时此地，此心此境，剧本曲词之外，非有刻骨难言的切身经历者不能言，非有愁绪万千的现实落魄者不能言。

　　当然，我们也可以先将这番托古言今的创作背景之揣测，先行放下，不去做过多分析与联想。但无可否认，两套曲词中的“豫章城”，确切无疑地指向了江西；问题是，这又是否可以指代江西宜春呢？其实，查证一下宜春建制的历史沿革，就一目了然。原来，今宜春市境域，汉代就属豫章郡（治所在今南昌）。实际上，无论诗词曲赋，旧时文人笔下的地名，往往都要借助于上古地名，以此为古雅之凭，而少有用今名的。马氏曲词中的“豫章城”，当然可指代江西，也可用古称来指代江西宜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东洲书屋”的地理位置有可能是在宜春的何处？

　　查阅地方文献得知，江西宜春下辖的万载县，曾于道光年间建有一所“东洲书院”。东洲书院原址，位于在万载县城西40里处大桥市（双桥镇）河东沙洲上，这里的地理环境曾经呈现出怎样的景象，是否适宜文人隐居于此呢？据成书于清代光绪七年（1881）的《东洲宾兴册》记载，东洲书院“其地常取于适中，昭其便也。万邑大桥镇，距县治四十余里，自各乡计之道里适得其均。又居山水之隩……”并附有雕版插图一幅。从图上看来，这是一处既得山水清幽，又有交通便利的临河小洲，有桥有路通向外界各邑，而东洲书院就恰恰居于小洲中央位置。应当说，东洲之地，尽得山水交通之利，清代还在此选址办学，元代马氏亦有可能在此筑屋隐居。返观马氏曲词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民居景物描写中，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痕迹，可能也正有当年东洲隐居的忆述掺杂其中。

　　综上所述，虽未尽缜密确切的举证与论证，但“东洲书屋”砖的出土，将改写马致远研究乃至整个元代戏曲史的细节，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预见，作为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齐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其生平、作品的深入研究，都将因为这块古砖而萌生新的思路与成果，“东洲书屋”也必将因此写入中国戏曲史重要篇章。对此，我们满怀期待，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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