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晔(右)和画家在讨论(采访对象提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

　　良渚申遗落锤我从椅子上蹦起来

　　从事良渚文化研究32年 考古时一年有两三百天在户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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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世界遗产大会宣布那天，我在良渚博物院庆祝现场的办公室里看遗产大会实况，当大会主席落锤的那一刹那，我从椅子上蹦起来，高喊了一声，‘成功了！’当时心情非常激动，我感觉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和艰辛，终于有了崇高的回报，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年55岁的良渚文化研究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曾多次主持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1987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毕业，他便开始了与良渚文化的半世奇缘。“我一踏入职业生涯，就接触到了良渚文化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我跟良渚的缘分实在太深了。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巧夺天工、又神秘莫测的良渚玉器。”赵晔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晔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现东阳市)，1983年参加高考。然而，成绩是当年东阳县文科第一名的他，却意外选择了一个当时很冷门的专业——考古。

　　“南京大学招生办的人到家里，希望我填报法律系。我父亲却要我填报跟政治不沾边的专业，而我个人则喜欢比较另类的专业，因此就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其实当时对考古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刺激、好玩，谈不上特别感兴趣。”于是，赵晔开启了别样的人生。

　　只有下雨天才是休息日

　　广州日报：您是如何与良渚结缘的？

　　赵晔：1987年7月，我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具体是第二研究室，即史前研究室，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牟永抗老师。牟老师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吃苦吗？”我想我是农村出来的，好歹干过农活，怎么会吃不了苦呢。后来才知道，考古不光是体力上的辛苦，主要是经常要去野外发掘。当时农村的条件都很艰苦，交通不便，住宿和饮食条件都很差，电和水也不能保障，有事跟领导汇报得发电报或打电话。

　　最初我是跟牟先生到古荡库房整理瑶山的发掘资料，这是刚挖出来的一批贵族墓葬的东西，玉器很多也很精美。同时有机会接触到头一年发掘的反山贵族墓葬的东西，这个墓地后来被确定为王陵，在《国家宝藏》里亮相过的玉琮王，就是其中12号墓出土的。10月份，我参加了大观山果园的考古发掘，也就是后来的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当时揭露出一大片块状的红烧土废弃堆积。所以说，我踏入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接触到了良渚文化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我跟良渚的缘分实在太深了。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巧夺天工、又神秘莫测的良渚玉器了。

　　广州日报：您在良渚做过的考古发掘主要有哪些？您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赵晔：从1987年算起，至今已有30多年，我的考古生涯大部分在良渚地区度过，先后参与或主持的遗址有40多处，其中一大半是良渚古城区域的。1998年—2000年还对良渚遗址区进行了分区分片的系统调查。2012年—2015年又对良渚古城南侧的大雄山丘陵进行系统调查和发掘。这当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莫角山、文家山、卞家山和官井头。莫角山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官井头入围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5强。

　　良渚地区考古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好，从1981年开始，我们单位就在良渚地区建立了考古基地，后来又设立良渚工作站，安排专人负责良渚地区的考古工作。我们的工作性质有两条，一是长期在野外，一年200多天甚至300多天在野外；二是看天吃饭，天晴不管是否休息日照样干活，下雨天可以偶尔休息一下。基本上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写记录、画图、看专业书，下雨天也要做些资料整理、修陶器、画图之类的活。还有，如果野外有重要发现，比如贵族墓葬，就需要加班加点连夜清理完毕，实在完不了则要安排人员值班，直到这个遗迹清理完毕。

　　发现良渚版“天安门广场”

　　广州日报：考古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至今让你记忆犹新的发现？

　　赵晔：考古的乐趣在于新的发现，你可能会经历长时间的枯燥而单调的操作，但一旦有了重大发现或出现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就会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已。清理重要遗迹的过程中，你完全会忘记脏、忘记累、忘记饿。

　　我经历的考古过程中，有很多是无法忘怀的。像莫角山的夯筑基址，由两部分构成，上面是掺有黏合剂的沙土，厚20—30厘米；下面由一层沙、一层泥间隔夯成，厚约50厘米。上面的沙土非常硬，铁耙砸下去耙齿会弯曲，或者只留几个印痕。后来我们用洋镐去挖，才慢慢下得去。而下面的夯土，为了做出夯窝，我们试用了很多工具，最后用不锈钢的汤匙才把夯窝做了出来。随后我们又阶梯式剥剔出了好几层夯窝，推测是用5—8厘米直径的圆头木棍作夯具夯筑的。你试想一下，这样薄薄的一层泥一层沙依次夯打，到50厘米厚的时候再铺上混有黏合剂的厚厚的沙土，这几乎就是现在高速公路的做法，而且它铺的面积，据近年勘探，总计有7万平方米，这是多么大的工程量！这样厚实、坚硬、超大的广场，不就是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吗？

　　再比如，卞家山初次挖到漆器，我就很激动，因为之前还没有良渚文化的漆器实物发现过。以前发现的都是模糊的暗红痕迹，但在卞家山，我们看到了漆膜鲜艳、木胎硬实、取出来可以观摩的实物。更奇妙的是，最先发现的是漆觚，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史上从来没见过的器形，而且后面又挖出了7个个体，证明漆觚其实是良渚文化常见的器物。这是填补空白的一项考古发现，你说能不激动吗？

　　良渚不亚于其他古文明

　　广州日报：良渚发现了很美的玉器和陶器，农业很发达，还有水利工程，还建立了城市。这意味着在同时代，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到达了什么地步？

　　赵晔：良渚考古已有80多年，经历了四代考古人，我算是第三代。长期的考古研究表明，良渚文化依托成熟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区域性早期国家阶段，已经有了清晰的国家形态，良渚遗址就是它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这个统治中心有规模庞大、布局规整、功能完备的都城，有精心规划、技术先进的复杂水利系统，还有体现统一信仰、鲜明阶层分化和规范礼仪制度的大量精美玉器。这样一个拥有信仰内涵、制度建设、城市地标的古代社会，一定是一个成熟的发达的史前文明，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见证，完全不亚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因此也完全有资格登上世界遗产名录。

　　还有诸多未解之谜

　　广州日报：目前有无证据证明良渚人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他们是如何学习这些生存技能的？

　　赵晔：在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距今7000年—4300年间，先后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从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并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良渚文化之后，这一地区又有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它们有良渚文化的影子，但已步入文化低潮。

　　广州日报：目前良渚文明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其中您最希望解的谜是哪一个？

　　赵晔：良渚文化的未解之谜有很多，大到玉料从何而来、良渚古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有多大、良渚文化如何消亡等等，小到宫殿建筑和平民建筑有何不同、当时的服装款式如何、很多器物的具体功用怎样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界没有相关的猜测，只是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有哪些猜测是对的，还是所有的猜测都是错误的。

　　广州日报：关于良渚文明，您先后出版了哪些专著？

　　赵晔：专门的考古报告有《良渚遗址群》《文家山》《卞家山》等，相关论著有《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文明的圣地》、《内敛与华丽：良渚陶器》等。

　　广州日报：您在良渚申遗过程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赵晔：良渚申遗过程中，我做了几件有关的事：一是作为专家团队成员，参加了反映最新考古成果的良渚博物院改陈工作，内容包括讨论文本和陈列方案、筛选入柜文物，撰写少量视频脚本，修改形式设计稿，文物上架摆放等等。二是作为专家顾问，参与良渚遗址公园升级改造工作，提出一些展示思路和修改意见，场景和人物造型的学术把关，部分展板文字的修改等等。三是参与良渚文明丛书写作，负责撰写了《内敛与华丽：良渚陶器》，还应邀策划了丛书的推介展览及文本撰写。

　　广州日报：您说良渚研究一共经历了四代人，您属于第三代，现在第四代的良渚考古研究者在做哪些研究？

　　赵晔：第四代考古人从良渚古城发现后陆续加入，他们在做很多基础性、事务性的工作。

　　目前良渚考古由刘斌所长挂帅，他是第三代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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