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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始末

时间:2019-8-23 14:35:58  信息来源:收藏快报 肖伊绯/四川成都

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

  1927年1月6日,北平“大雪竟日”,独坐书斋中的“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1887—1939),身心都不那么康健,在日记中自称“心绪甚恶,精神甚惫”。当天早晨,景山书社的社员送来他预订的《中西回史日历》一书,他看至“傍晚时方出门”。

齐白石为钱玄同所刻《疑古玄同》印

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 (第一册,封面题字为钱玄同手迹)

钱玄同行书扇面

  1928年3月1日,下午到女子师范学院公干之后,钱玄同“至同古堂,以四元买了一块黑的寿山石章,欲由劭转请齐白石刻‘疑古玄同’四字,阳文,要不守望绳墨,价共六元(本是每字1.95,劭系熟人介绍,则1.5也)”。这里提到的“劭”,即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与齐白石(1864—1957)是同乡世交,故曰“熟人”。因此,钱玄同托黎请齐刻印,在价格上还略有折扣。(详参:《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那么,钱玄同订购了一部《中西回史日历》,与事隔一年之后请齐白石刻一枚“疑古玄同”的印章,有什么联系呢?事实上,二者并无必然联系。只不过因新近发现的一部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于书名页上钤有“疑古玄同”印章,由此将二者联系了起来。

  就笔者所见,作为钱玄同生前非常喜爱的一枚印章,齐白石所刻“疑古玄同”之印,一般仅用于其所书联幅及题字之上,并非是专用的藏书印。因此印方正,且较之藏书印常规尺寸而言,略微偏大一点,故并不适于钤于藏书之上。当然,此印钤于《中西回史日历》一书之上,算是例外了。

  这部于1926年印制的《中西回史日历》,一函五册全。是书为连史纸精印线装本,朱墨套印,开本阔大,书页半叶长宽达30.5×22.1厘米。此书为著名学者、史学家陈垣(1880—1971)编制,交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是研究中国史学及世界史的重要工具书。由于印制精良、内容专门,此书当年售价不菲,每部售价达银圆十六元之多。

  这样的书价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般的新文学初版书,不过几毛钱一本;即使是线装本的古典学术类著作,至多也不过三五元一部。再者,即以这部书的售价来与齐白石刻印的“润例”来比较,一部书竟然也差一点就能换到三块齐白石所刻印章了。不难揣测,像钱玄同这样的专家学者,对学术用书自然有较为严苛的标准,能让他花高价且还是“预订”的书籍,一定是颇令其心仪或亟待使用的好书。

  诚然,仅就书籍开本阔大而言,齐白石所刻“疑古玄同”之印,的确适于钤于此书之上。当然,藏书者钤印并非全然只为“美观”。钱玄同之所钤这枚并不常用于其藏书之上的印章,自然会有其重视此书的因素掺杂其中。那么,这究竟是一部有着怎样内容的书,会让钱玄同如此珍视呢?

  《中西回史日历》,是一部囊括公元元年(即我国汉代汉平帝年间)至2000年,跨度达两千年的中历(今称农历或阴历)、西历(今称公历或阳历)、回历三种历法之下,每日对照的大型日历表。全书共20卷,每卷记载100年,每页列表2年。历表分上、下两格,上格记载西历纪年、中历朝代皇帝谥号纪年和干支、回历纪年,还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改朝换代的年月等;下格排列西历的月、日,中历的月、日,朔闰、冬至日,回历的月首日,三历对照,精密准确。

  为方便由中历查找,在每页书边标该页记载的中国历史朝代。例如要查“五四运动”的中历月日,通过其西历时间1919年5月4日,也就是20世纪,查书的第20卷即可——对照中历乃民国八年四月初五。这样的日期查寻,是近百年间的,还可称常见;但如果想查寻数百年、上千年间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要做到中西历皆可精确对照,却非易事了。譬如,我国南宋丞相陆秀夫因抗元失败,逃至新会,最后背着宋帝昺在崖门跳海阵亡的悲壮事件,据《宋史》记载为“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查《中西回史日历》,可以推知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公元1279年3月19日,距今已740年。试想,即使是在《中西回史日历》出版90余年之后的今天,若没有电子万年历的帮助,要想推算早至宋代以前的历史事件之西历确切时间,也绝非易事。而这样的状况,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而言,更是难事;他们要么是凭个人经验做粗略推算,要么即只能仍袭用中历纪年,终无法精确。

  此外,在中西历换算与推算中,还有一个最为明显但又时常会遭遇的问题,即中历岁末,往往会是西历新年之初,这就会造成某一年如以中历纪年,这一年往往还有数十天要延续到下一个西历纪年之中。在确定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时,往往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要确切得出这一人物的西历生卒年,常常大费周章。《中西回史日历》的编者陈垣,在其从事一生的史学研究中,就深感这一状况始终是困扰史学研究者的重大问题。为此,他在书前自序中开篇即语:“民国纪元以前,中西历法不同。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今普通年表多只为中西年之比照,而月日阙焉。据此计年,中西历恒有一岁之差异。”随即,他又举出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卒年问题,称“例如陆九渊之卒,在宋绍熙三年,据普通年表为西历之一一九二年,本无误也。然九渊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历纪之,当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为解决上述的早期历史事件确切时间推算问题,以及“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的问题,陈垣发愿编制一部《中西回史日历》。历时三四年,方告功成。应当说,《中西回史日历》的出版,对于研究历史,对于精确考证史实,确是一个“福音”。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者,有这样一部工具书列于案头,以备不时之需,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书中还附录有日本历代年号,自孝德天皇仿照中国创制年号为“大化”(大化元年为公元645年,时为中国唐朝贞观十九年)以来,直至当时尚在位的第123位天皇嘉仁的年号“大正”。“大正”之号,是以中国《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句,发意创制的。大正天皇乃明治天皇第三子,昭和天皇之父,在日本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但他自己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仿照中国体制创制的、已有一千余年历史的“年号”,会被完整系统地录入到一位中国学者所编撰的历法工具书中去。当然,还有更为巧合的是,《中西回史日历》印制的当年,即1926年年底,大正天皇即告病逝,“大正”这一年号次年即被“昭和”所替代。总之,《中西回史日历》附录日本历代年号的做法,在近百年前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此举不但实属“首创”,更便于于中外学者尤其是对东亚历史格外关注的研究者参照使用。

  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这部书受到钱玄同格外重视的根本原因所在了。就笔者获见的这部钱玄同藏书,原本五册一部的书还被分拆为六册,重新装订过一次。原第五册所附《日曜表》《甲子表》《年号表》及《日本年号表》等内容,为便于使用,被特意拆分出来,单独成册。而前五册的内容,为便于查阅,还于封面上题写了每一册所含四卷各自涵括的中国历代皇帝名号;如第一册封面上就写有:“一 汉平帝——汉和帝”“二 汉和帝——汉献帝”“三 汉献帝——晋惠帝”“四 晋惠帝——晋安帝”四行题字。所有封面上的题字,为钱玄同手迹所特有的融汉隶入魏碑的笔法,工整遒劲,端正清朗。这些题字,当年虽纯为使用之便而写,如今观之,却也可从中管窥钱氏书法韵味,极可珍视。

  一部著名学者、史学家陈垣所著的好书;书封上几行同是著名学者、更是“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题写的好字,再钤上齐白石所刻的好印——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真真堪称一部“三绝”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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