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开森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生于加拿大，后入美国籍，著名传教士、教育家、新闻出版商、慈善家及文物收藏家，被人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洋人”之一。

　　参与中国两所一流大学的创建

　　福开森，1866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邻近多伦多的地区，其父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福开森出生后不久，其家迁往美国定居。福开森家境清贫，他18岁离家之后，便开始自食其力。

　　1886年，20岁的福开森从波士顿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结婚。当时美国基督教新教兴起了所谓的“社会福音”的自由主义神学主张，即鼓励向世界各地传扬改造社会的福音，福开森受此感召和美国“美以美”教会委派，当年即携新婚妻子Mary Elizabeth Wilson Ferguson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

　　约翰·福开森与妻子玛丽·福开森。1887年摄于美国波士顿，出自福开森家族报告，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协会佛利尔与沙可乐博物馆档案，1999年Peter Ferguson赠与，摄影／波士顿A. H. Pepper Studio

　　福开森到中国后，先在镇江学习汉语。第二年来到南京，他在估衣廊租赁民房设立了福音堂，传授课程以《圣经》为主，英语、数学、儒学为辅。除国文由聘请来的中国先生讲授外，其余课程均由福开森夫妇教授。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茂生”，即福茂生。

　　1888年，美以美教会华中布道年会遵从来华巡视的会督阜查理（或作傅罗，Charles Henry Fowler ）的建议，在南京设大学，取“融汇中西文化精华”之义，命名为汇文书院，邀请福开森合作并推荐其担任院长。

　　汇文书院是南京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汇文书院第一幢建筑为一座三层楼洋房，又称钟楼，由福开森亲自设计建造，因当时楼房尚属罕见，所以时人称之为“三层楼洋行”。之后，书院又陆续新建了礼拜堂、青年会堂、教室、宿舍等。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扩充为金陵大学，即今天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从1888年到1897年，福开森担任汇文书院院长时间长达9年，对该院的创立和发展贡献颇多。福开森离校后，一直与金陵大学保持密切联系并担任校董会的董事。

　　1896年，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受李鸿章之托督办南洋公学（后改为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苦于找不到谙熟现代大学管理的人才时，巧遇福开森在上海逗留，遂聘其为“监院”参与创建工作。监院相当于现在的教务总长，在校地位仅次于校长，但薪水却是校长的几倍，当时福开森每月的工资是350两银子，而校长仅为100两银子。

　　1911年南洋公学会议照片，居中者为福开森，福开森左上方为马衡

　　福开森上任伊始，先把学校校址选定在徐汇区，用官价向上海道台购买了120亩土地用于学校扩建。为方便师生出行，福开森又自费修建了一条马路。开始的时候，这条路并没有名字。后来因法租界与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发生冲突，又与英、美、俄等国发生矛盾，福开森居中协调，出力甚多，最终将矛盾妥善化解。为答谢并纪念福开森，当地民众给这条马路取名为“福开森路”，此即该路得名由来（1943年，汪伪政府改此路名为武康路，沿用至今）。福开森路矗立着许多风格多样的小洋楼，浓缩了上海近代的百年历史。宋庆龄、黄兴和巴金故居都在这条路上，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在此遭暗杀，在李安电影《色，戒》里，放走了“老易”的“王佳芝”叫了一辆黄包车，也说“到福开森路去！”

　　福开森路今景

　　福开森在南洋公学致力于校舍建设、设备选定、课程设置、教师聘用，并亲手设计该校最早的两幢建筑物——中院和上院。福开森上任之后，规定学科，按班授课，一改师范院没有课程表、教员不知何时到校何时授课的无序状况。为加强英语教学，福开森还特意聘请了外国人薛来西、勒芬尔、乐提摩等人来校任教。此外，福开森主张学生全面发展，提倡学生参与体育运动，1898年南洋公学举行了第一次田径运动会，是我国体育史上最早的运动会之一。每年南洋公学足球队与沪上劲旅圣约翰学院的足球赛成为上海备受瞩目的体育盛事。

　　从1897年到1902年，福开森担任南洋公学监院有5年之久。南洋公学创办不久即在国内拥有良好声誉，与福开森的努力和贡献是分不开的。1903年，盛宣怀以其办学有功奏请清廷赏给二等第三双龙宝星。

　　挂有《人骑图》的福开森家中内景

　　红顶洋人，政界要人

　　1898年，也就是出任南洋公学监院的第二年，福开森进入盛宣怀幕府，两人从此长期合作。

　　1898-1911年，福开森受聘为两江总督顾问，1900-1910年，兼任湖广总督顾问。期间，1898-1899年，福开森作为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特别代表参与会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扩界事（即四明公所案），1900年他还协助盛宣怀策动东南互保。

　　1901年，福开森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回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次年即获得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02年至1903年，福开森曾奉派参与修订中国对日对美条约；1903年至1906年，福开森被盛宣怀聘为督办铁路公所的洋顾问，后又被聘为邮传部洋顾问、洋参赞。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一度流亡日本。福开森被电召赴日，协助其保全盛家资产。

　　上海静安寺路121号台阶上，粤汉铁路建设条约协定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福开森，1903年

　　1912年与盛宣怀作别之后，福开森非常积极地在北京寻求新的政治身份。袁世凯上台后，推行“联美”政策，福开森随之又历任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总统府、总理府的政治顾问，直到北洋政权结束，先后获北洋政府所颁一等嘉禾和二等文虎勋章。

　　1931至1938年间，福开森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兼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五洲文会会长、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1937年，他在东单喜鹊胡同三号家中藏匿张自忠，助张化装潜出北平，逃脱了日本人的追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被日军拘禁于北平，但因其曾获日本“宝石”勋章，日本人只是将其软禁在家。1943年12月，美日交换战俘，福开森父女乘上美国接俘船回国。

　　1945年，福开森在波士顿病逝，享年79岁。

　　福开森夫妇在北戴河度假屋，1921年

　　新闻业与慈善业

　　1899年，在盛宣怀支持下，福开森收购上海《新闻报》，自任总董，直至1929年，主宰该报长达三十年，他把新闻的重点放在经济方面，吸引了大批读者，使之在国内成为可以与《申报》齐名的大报。

　　1907-1911年，福开森还是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发行人兼编辑。1923年，他在上海与苏柯仁等发起创办《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兼任编辑。

　　周末救济，喜鹊胡同3号，1931年

　　福开森还是一名慈善家，担任过华洋义赈会会长。1910年，中原大旱，时任会长的福开森以其影响力募得赈灾金约100万美元，清廷为此封赐其二品顶戴。

　　1911年，福开森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任副会长。1912年参加华盛顿第九次红十字会国际会议，至1922年一直任中国红十字会参议。

　　作为收藏家

　　福开森在华57年，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对中国文化兴趣浓烈，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北京话，喜欢身穿长袍马褂、布鞋白袜。

　　福开森和满人收藏家端方是多年朋友，福开森搞金石研究也是受端方的影响。“后来我与端方的交往，让我认识到了彝器之美......在他的推荐下，我购置了大量有关金石学的书籍，并做了数不清的笔记，我甚至打算写一本有关这一主题的小手册。”

　　福开森与端方的密切接触大约在1906至1909年间，此时端方担任两江总督，而福开森则是他的顾问。以下是福开森拜访端方南京住所时留下记录：“与端方的接触，为我开启了鉴赏青铜器之门。数个待在代表皇权的南京衙门的夜晚，我与他并坐，享用放置在大诸葛鼓上的晚餐，而我们坐在小的鼓上面。藉由藏家展示新获得的青铜器宝物，这般场合的特殊性随之提高。”

　　福开森后来特别热衷鉴别与收藏中国古董字画，是北京琉璃厂的常客。他也被称为旅华洋人中“中国古物收藏第一人”。遇有所好，往往不惜重金收购。所获金石书画瓷器等古玩甚丰。福开森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是公认购物最豪气，眼光也最毒辣的两个老外行家。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福开森和在金陵大学协和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赛珍珠等成了好朋友。司徒雷登还经常和他到夫子庙的文物市场去“淘宝”。在福开森东城喜鹊胡同（晚清时叫喜雀胡同，民国时叫喜鹊胡同）3号大宅里，历代中国文物琳琅满目。

　　南唐王齐翰《挑耳图》，又名《勘书图》，南京大学藏，福开森捐赠

　　堪称“中国空前之举”的捐赠

　　1934年12月14日，《大公报》在国内新闻版刊载一篇《北平通信》，标题为“福开森博士所藏中国古物寄存古物陈列所”，副标题为“原为捐赠金陵大学之物最古者为夏商时代陶器”。报道称，该报记者被召前往旁听福开森与古物陈列所代表的会商。福氏首先将盖有内政部大印的契约展示给记者，然后又展示了千余种古物的总目录，并对记者谈及捐赠原委、契约及赠品类别。

　　原来，年近古稀的福开森接纳了时任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建议，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心态，将40年来需费300万元购置的千余件古物，捐赠给自己创办的金陵大学。针对这次赠与，福开森还与金陵大学以及古物陈列所签署了一份《赠予及寄托草约》，明确相关文物赠与金大“永远保守”，但前提条件是，学校要专门建馆存储并陈列它们，并且要对外开放，按时展览。此外，草约中还特别注明，如果学校解散，赠与物即属于邻近从事同一目的之学术团体所有。显然他是为了保证这些文物能够公之于众，为学术研究所用。但是，因为该校现无适当建筑用以存放，故经福开森与内政部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钱桐商洽，将先在该所陈列，并公开展览。

　　1935年7月1日，紫禁城内的福开森藏品展开幕，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事件之一。福开森捐赠大批文物这一善举得到舆论媒体和社会政府的一致好评。当时的《大公报》对此事便做了全程的大篇幅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在我国堪称空前之举”且“对中外人士均可做一个好榜样”。

　　直到1949年10月，福开森捐赠的这批文物才由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一行人清点后收藏于金陵大学。1952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这批文物便收藏、陈列于南京大学。可惜的是，这批文物一直没有对外开放。2002年南京大学建校百年之际，福开森捐赠的一件件尘封已久的文物，搬进了南大北园新建的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与其他文物一起展览，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小克鼎，南京大学藏，福开森捐赠

　　捐赠的几件重要文物

　　福开森捐赠的藏品共分为七类：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绘画、墨迹、碑帖，其中有不少名贵文物，包括商周青铜器、殷墟甲骨、古陶瓷和古书画等。当时据专业人士估计，市值达四五百万银元。这里举几件比较重要的代表文物：

　　殷墟甲骨。系福开森得自刘鹗的藏品。刘鹗是清末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同时也是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大家。福开森捐赠的殷墟甲骨(据说有几十片)还曾由金陵大学的商承祚教授研究，并著有《福氏所藏甲骨文字》一书。

　　南唐王齐翰《挑耳图》，又名《勘书图》。此画上钤有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之印”，并有宋徽宗赵佶的题字。画后还有北宋文学家和书画家苏东坡以及苏子由兄弟、王晋卿等4人题跋，堪称绝品。此画流传有序，清末由两江总督端方收藏，辛亥革命后转入福开森之手。

　　《大观帖》第六卷，南京大学藏

　　王右军《大观帖》。此帖为北宋大观年间，以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摹勒上石后的原拓本。此石刻毁于宋金战乱，故原拓本流传极少。后经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长期揣摩考证、清末状元张謇等题跋，故为传世碑帖中的精品。

　　西周小克鼎。小克鼎是福开森捐赠品中最为珍贵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克鼎原为一套，计有大鼎1件、小鼎7件，是西周孝王时期的青铜礼器，因其规格上的差别，便分别被称作“大克鼎”和“小克鼎”。大克鼎与其中一件小克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而南大的这件小克鼎，带有铭文70余字，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周尺。1933年洛阳金村周墓中出土的一把铜尺，被福开森购得。福开森撰《得周尺记》云：“其形如西域所出之木简，一端有孔，可以系组，分寸刻于其侧，惟第一寸有分，其余寸无之，当五寸之处，并刻交午线。”

　　独到领先的文物收藏方法

　　福开森的文物保管方法也值得称道。他对于每一器物皆有4项登录措施：

　　一、原物均有拍照；

　　二、可拓的均有拓片；

　　三、有文字描述，如玉质、铜质、长、高及形态、颜色等；

　　四、有考证，每一器物多曾经过海内知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以及收藏家的研究，福氏再对其年代、出处等做最后判断。此外福氏还对各器物的既往收藏者，在可能范围内给予记载。同时，各器物均有英文说明。

　　当时的文物专家认为，福氏这种收藏方法，实在可以说是井井有条，相对我国老式收藏家的随意摆放和茫然无序，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国外各大博物馆院，著名的比如伦敦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所用方法也不如福开森缜密。

　　曾为福开森所收藏的“芮伯壶”全形拓，南京大学博物馆藏，摄影／Lara Netting

　　作为兼职的文物商人

　　福开森也是美国几家博物馆（主要是大都会）和收藏家如查尔斯·朗·佛利尔（等在中国的买手。

　　1912年，福开森赴美期间，开始与纽约大都会艺术馆接洽，他说服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Morgan，1837-1913）和副主席罗伯特·德佛斯特（Robert W. DeForest），他们决定让他在北京收购中国绘画和古玩。1912-1916年期间，福开森多次为美国大都会艺术馆充当买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大都会的采购事宜不过是福开森的副业。

　　福开森最初是透过一位上海官员（道台）蔡乃煌（1860-1916）购买绘画，蔡乃煌曾协助他从清代高级官员徐郙的收藏买了七件绘画。一段时间之后，福开森开始接触两位北京艺术界较为知名的人物——完颜景贤与金城。文物收购之所以开展顺利，完全得益于福开森的政治身份。这是一位熟悉中国官场，热爱中国的美国贤达。无论是金城还是完颜景贤，都因此将福开森视为朋友。这是其他外籍艺术商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项圣谟，《梅开枝梢》，明代，金笺水墨扇面，16.5×50.8厘米，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John Stewart KennedyFund, 1913（13.100.55），?The MetropolitanMuseum of Art

　　1912年夏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预付福开森高达五万美元的预算，为博物馆购买绘画、青铜器与古代陶瓷，福开森以绘画为优先项目。他在1912年六月抵达北京，发现一批就他看来属高质量的绘画。同年12月，福开森寄送120件绘画到纽约，在第一批船运的作品中，包括了归属在宋、元著名画家名下的手卷，及两套明代扇面和一套六开正统派画家册页。然而当这些作品运抵纽约，博物馆的人员并不满意，德佛斯特要求福开森不要再买这类作品，不过他已经用尽了五万美元。福开森无法放弃这个他认为购买画作的大好机会，于是用自己的财产购买70多件绘画，并在1913年11月亲自带去纽约。他的雇主只愿意购买第二批的一半，不过，福开森愿意提供其余的一半作为礼物赠送给大都会，并坚持这些绘画收藏是代表中国绘画发展面貌的一部分。

　　福开森还从琉璃厂的古董店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有两套便宜的48开明清扇面册页来自德宝斋，这两套册页包含了大部分今日大都会博物馆视为有价值的福开森收藏，最好的作品之一是项圣谟的《梅开枝梢》。福开森还从德宝斋购买了一套他认为是宋元时代的册页作品。第二套册页来自“北平的Hsu Ling-hou”，这套册页中的数开现在被定为明、清两代所画，不过，其中仍不乏较早的佳作，例如《待渡图》。

　　佚名，《待渡图》，宋13世纪早期，绢本水墨团扇，25.1×25.7厘米，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John Stewart Kennedy Fund，1913（13.100.117），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福开森代表佛利尔在1914年买下端方家族提供的《洛神赋图》，这是端方家族最著名的收藏品之一；克利夫兰美术馆的理事给了福开森一万五千美元，为该馆1916年开馆购买艺术品；在1915年，宾州大学商借并随即买下了30件福开森在1914年末于纽约KnoedlerGallery展示的作品。

　　《洛神赋图》（局部），佛利尔美术馆藏

　　著名的齐侯四器（1893年出土于河北省易县，原属爱新觉罗·盛昱，是春秋时期齐侯嫁女的媵器），也是福开森从中牵线，到了美国。

　　但是，福开森也不是一门心思把中国文物卖到国外去的文物贩子，在传奇国宝毛公鼎（端方旧藏）流落于市时，福开森借钱给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使这件国之重器最终留在了中国，现藏于台北故宫。文物贩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还是要看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西周柉禁套器

　　中国青铜器考古和收藏史上有一套大名鼎鼎的器物，那就是1901年“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三十里斗鸡台出土”（端方记载）的一套西周酒器。其中有一件青铜夔蝉纹铜禁，是自有金石学以来，这种以前只见于古书记载的器物首次现身于世。

　　1901年出土铜禁及配套青铜器

　　端方与众官僚欣赏西周柉禁套器

　　端方得到这套青铜器后非常得意，不仅请来同僚一起欣赏，还当场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端方热爱摄影，慈禧太后出殡时还拍照，结果因此惊扰了隆裕皇太后，被下放）。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所著《陶斋吉金录》出版。在这本收录他的青铜器收藏的书中，排在目录第一位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套酒器（端方称该铜禁为“柉禁”，后来许多学者都纠正说应该叫“棜禁”，但已经约定俗成，大家也就习惯称“柉禁”了）。

　　这套酒器以及其他一些青铜器，最终卖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福开森后来写有《匋斋旧藏古酒器考》，记述了这笔交易：“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约中央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旧说有称福开森自己买去，恐怕并不准确，因为大都会的记录也清楚地说了是1924年端方后人通过福开森卖给博物馆的。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青铜器还不甚了解，福开森说服了大都会董事会，拿出整年的收藏基金10万美元去购买这套青铜器。这套青铜器现在已经成了该馆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

　　不过，费尽心思给美国买的中国宝贝，经常被不通中国艺术的金主批评，福开森很恼火，还写书编撰目录普及中国文物知识。

　　《立犬》，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作为学者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学术界认为，在西方研究中国古物书画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位是美国人福开森，另一位是荷兰人高罗佩。而在日本，西方人则认岡仓天心。高罗佩称，三十年代在北京指点他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鉴别古画的不是别人，正是福开森本人。

　　福开森能够积累、展示和捐献私人收藏，也与他和北京两大收藏清宫旧藏博物馆的关系分不开，这两大博物馆分别是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位于紫禁城的武英殿和文华殿，主要藏品原属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于1914年成立。福开森被选为“鉴定委员会”成员，负责审核青铜器。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开幕。1928年，福开森任故宫博物院专家委员会顾问，是其中唯一的一位洋委员，他与廉泉、郭葆昌、马衡、容庚、唐兰等一同鉴定书画、青铜器和陶瓷藏品。后来福开森还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

　　1918年，福开森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作了6次关于中国艺术的演讲，演讲内容于次年出版，是为《中国艺术讲演录》。书中对20世纪初西方研究中国艺术中存在的“重陶瓷而轻书画”的误区进行了纠正，分别介绍了青铜、玉器、石刻、陶瓷、书法与绘画，大致涵盖了中国艺术的主要类别，对中国艺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讨论。尤为可贵的是，福开森借鉴和分析了东西方的艺术研究成果和方法，由此产生了许多独立观点。

　　1925年5月21日，福开森在上海发表“中国之绘画”演讲；现场播放幻灯片，中外听众云集，颇有今日公共讲座的气象。

　　福开森收藏过大量的碑帖和金石拓片。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综览》里，福开森用整整一章的内容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书法发展源流。正如高居翰（James Cahill）所说，“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对书法具有鉴赏能力，我们只是从门外来仰慕它。所以，如果我们知趣的话，就不会去区别它们的优劣以及对真伪做出肯定的判断。”显然，福开森的碑帖鉴藏与书法素养都是超前的。

　　福开森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即文化基金会资助，聘请多位中国文物专家如唐兰、马衡、容庚等共同编纂了《历代著录画目》、《历代著录吉金目》、《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西清续鉴乙编》、《艺术综览》、《紫窑出土记》、《得周尺记》等专著。

　　1933年3月31日，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甲骨文著作《卜辞通纂》由文求堂书店出版，郭沫若致函店主田中庆太郎，附“《卜辞通纂》寄赠姓氏”一纸，除赠日本友人十三部以外，寄赠国内名单中就包括：北平喜鹊胡同三号，福开森氏一部。由此可见福开森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之一斑。

　　喜雀胡同3号展览空间外墙，1931年

　　其它

　　“福开森有一所豪华的中国住宅，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几个院子，还有一个配有管理员的藏书室。他出版了艺术方面的书籍，了解当地的政治，并且对在北京的6名美国留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每到感恩节，他就会组织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儿玛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她还写了有关协和医院发展的历史书籍，那是一本有趣的书。”（费正清）

　　“六十岁之前，我从不休假，我不需要休假。我习惯早起读书，然后夜以继日地工作。周六下午，别人在娱乐时我在工作。周日本该是放轻松的日子，我却也在工作。”（福开森）

　　“我清点和编目了许多玉器、陶器和青铜器，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带走它们。我还完成了不少文稿。政敌们谩骂纷争的日子，正是我埋首私人工作的好时机。”——1917年，福开森

福开森

　　参考资料

　　《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美]聂婷（Lara Netting）著，郑涛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励俊评《福开森与中国艺术》︱遗憾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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