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挥毫的汪曾祺（1920-1997）

　　2020年是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诞辰100周年。汪曾祺第一次真正的书画展“岭上多白云”（9月1日-9月25日）这些天正在浙江美术馆对外展出，这是汪曾祺书画首次在国有专业美术馆展出。汪曾祺生前曾经说过，“在写作之余有三样爱好，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汪曾祺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他晚年文外余事的那些画作逸笔草草，满纸文气，恰恰不经意间回归了文人画的正脉，也是他所说的“人间送小温”。结合这一展览，在浙江美术馆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支持下，“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与杭州晓风书屋近日联合主办了“汪曾祺百年文与画分享座谈会”，邀请汪曾祺家人、展览策展人与相关画家、作家及艺术学者进行了座谈。以下为发言实录：

“汪曾祺百年座谈会”现场

　　他画中的气息是真正的文人气息

　　陈纬（浙江美术馆典藏部主任、策展人）：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很有幸策划推出汪曾祺先生的书画展。为深入了解汪先生文学创作之余的书画创作，讨论有关文人画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选择杭州晓风书屋这一充满书卷气的地方举行“纪念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分享座谈会”。很荣幸今天请到汪曾祺先生的女儿汪明女士、汪朝女士和外孙女齐方女士。今天的嘉宾还有来自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作家、评论家李庆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宇、副教授王犁，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我们都是铁杆“汪迷”。我这个年龄段，或者在之前、之后的几个年头的读者，受汪曾祺的影响都非常大。刚刚我跟同事聊天，我们热爱汪曾祺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双方是陌生人，只要聊起汪曾祺，都表示很崇敬与热爱的，立马就能成为朋友和知音。我们那一代人，受汪曾祺先生影响非常大，包括他的文字、他的审美观，还有对人生的态度，受他的影响是一个整体。

　　顾村言（澎湃新闻艺术主编）：汪老这样一位写作者、画者，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很亲近、很亲切，他是一位真诚、朴素而淡泊的文学大家，然而却又把自己视为一个平常的人，一位平等待人的人，他自称是“抒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者”。我之前曾写了一篇读汪老画展的体会文章《读汪曾祺书画展：画者，文之极也》。对他，我喜欢用汪老头儿或者是老头儿、汪老这样的词，不太喜欢用汪曾祺先生或者是汪曾祺，就是因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从昨天到浙江美术馆就开始看展览，细细地读，今天上午再继续看，把汪老的文与画对比着读，感触很多，我想我还会再继续写一些观展体会。

　　顾村言发言

　　浙江美术馆的汪曾祺书画展是汪老的书画在国有专业美术馆的第一次展出，事实上这是汪老的第二次书画展，第一次是汪老百年诞辰纪念时在高邮博物馆。

　　记得第一次接触《汪曾祺书画集》是2002年，当时在雨中到高邮去访问了汪老的旧居，是汪老的弟弟汪曾庆接待了我，聊了半天，然后赠了那本非卖本的画册给我，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汪老的那么多书画，当时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起汪老在浙江的这个展览，很早之前陈纬跟我讲起时，就非常期待。因为汪老在我的求学与审美意识的培养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是三四年级时在一本破旧的《北京文学》上读到汪老的小说《大淖纪事》，一读之下非常之喜欢，后来就到处找汪老的文字看，不过那时汪老的书很少，也曾经抄过汪老的文字段落，包括后来喜欢上沈从文、废名以及深入读张岱、归有光、苏轼、司马迁乃至民间文艺，与汪老的启蒙都有很大关系。

　　1970年代，大运河高邮段

　　我曾经与陈纬讲，有时甚至把汪老当做家人一样，虽然汪老在世的时候很遗憾没与他见过面，但是我觉得见面不见面也是次要的，因为他的文字、他的手迹都在，这样一个很温暖的、很朴素的、很散淡的人，同时也是很悲悯的一个人。这二三十年我看着汪老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今年百年诞辰，影响更是全方面的，这都不是偶然的，里面是有内在的逻辑和原因的。

　　水仙 汪曾祺 纸本设色 68×27cm 1985年 浙江美术馆藏

　　汪老的话题是多方面的，一是他的写作，李陀先生很多年前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称他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里面解放出来做了“头雁”，说怎么高估汪老对现代汉语的贡献都不为过。汪老是极其注重文体与语言的写作者，他从20多岁一直到晚年一直是在写作的，而且一直接着中国文化的文脉——这很重要，不过有一段时期他的小说与散文写作处于“隐”的状态，或者被京剧写作遮蔽了，背后一以贯之的则是人格的独立与深远的中国文脉，他的语言可以说没有受到后来功利与工具主义的污染。这个展览让我想起前些天故宫开幕的苏东坡大展，觉得很有意思，中国文人画，一古一今，北面是宋代苏东坡大展，南面是当代的汪曾祺大展，他们都是诗文书画兼擅，而且热爱人间世的生活——写了不少食物与知味之文，他们之间有着非常强的联系与渊源，这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文化史上的文人、画家、诗人、作家，都是综合性的，内在是相通的。汪曾祺先生自己讲，他从小如果没有书画收藏的语境，没有那样的爱好，他的文章不会是那样子的，他的文章很多就是一种内在的画境，如画一般，以气息与气韵胜，有着一种东方文化的空白、悠然、淡然，跟中国画的语境都是一样的。他的老师沈从文文章风格与中国艺术的关系也有着密切联系，沈从文早年给湘西王陈渠珍做文书的时候，陈渠珍收藏了大量的古画和文物，可以说他们都是深受中国文化与艺术涵养的文人。

　　汪曾祺手稿

　　古代文人士大夫读书之外，对国家民族有责任，对于琴棋书画有修养，汪老身上就有着浓郁的士大夫的特点，他喜欢写写字、画点画、喝点小酒、买买菜，有时似乎还会唱个曲，骨子里都是热爱生活。关于他的画我昨天写的文中提到“从审视中国文人画的历史来看，在当代他或许比很多的专业画家都要重要得多”，当然不是说他的画作成就有多巨大，而是谈的语境是审视中国文人画的历史，看过展览后，我认为这句话是成立的。一个背景是对当下的美术教育来说，其实也存在着一个文脉断层的话题，从八九十年代沈从文、汪曾祺、张爱玲这样一系列作家的受到欢迎，都隐隐存在着文脉接续的需求在里面。他画中的气息是真正的文人气息——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个人觉得在晓风书屋这样一个充满书卷气的氛围，结合浙江美术馆的汪老书画展，谈谈汪老的文学与书画的关系，谈谈中国文化的综合涵养，对我们当下的写作者与画者来说，有什么启发，可能是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想请汪明老师先聊聊汪老的一些生活小事，作为他的女儿，您印象里的汪老，他的写作、绘画是怎么样的。

　　汪曾祺画作《水仙》

　　重新审视他的绘画经历了一个过程

　　汪明（汪曾祺女儿）：其实在家里，他没有地位，他的画在家里也从来没有地位，到这次筹备这个画和前段时间我们准备出画册的时候，才发现，他画得真的好！尤其我女儿齐方是学艺术史专业的，她说是真的好，然后我们才开始比较重视。试图从专业的角度来理解他画作的内涵。

　　汪曾祺女儿汪明在发言

　　汪曾祺画作题跋中记有“女儿汪明在旁瞎出主意”

　　他去世以后，我们编了两次画册，然后才仔细地看，觉得真的挺好，我们觉得应该跟大家一起学习，重新审视他、认识他。这次展览中齐方把他的文和他的画结合起来呈现，就觉得这个内涵更深刻一点，我们自己也应该不断地理解。

　　顾村言：汪老师，汪老在世的时候，画画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看这次展出的不少书画的题跋都写的是“酒后”，还有，齐白石题画有“晨起一挥”，他作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态？这种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

　　汪朝（汪曾祺女儿）：总的来说，（他作画）必须喝酒。要是不喝酒的话，画得肯定不好。他在家里喝酒，我妈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对身体不好。但是他的写作，我感觉不靠喝酒，因为他是上午写作的，早上他不会喝酒的。但是他写作，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在心里反复过，要过到非常熟了，就他认为可以下笔了，他才开始写。他的规律是这样的，早上起来自己吃早点，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做一碗面，然后就开始要写东西了。

　　汪曾祺女儿汪朝在发言

　　这是事先已经想好的，如果他没想好，他就不会下笔，就坐在沙发里抽烟，我们屋子都给熏黄了，这样翘着脚看着天，你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说什么话对他都没有影响，因为他那时候非常专注，就想他自己的事。他画画和写字，完全是兴之所致——因为他都没有地儿画，你给他一张书桌，然后他就堆堆堆，都剩这么点儿了，都不够画画、写字的地儿了，然后他就推开一点，就这么写写画画了。

　　昨天有一个老师在展厅说，这张画的纸不错，我说那这张纸一定是人送的，因为他在我们家写字、画画，是非常不受重视的。然后他自己也未必肯花很多钱去买纸买笔。他给邓友梅画画，当时没有绿颜色，就找了些菠菜汁做颜料。后来涂菠菜汁的那张画，我们这次找出来了，结果没有颜色——那个菠菜汁已经变成黄色，就是脏兮兮的黄色。他完全是兴致上来了，他就一定要写要画。

　　荷塘月色 汪曾祺 纸本水墨 68×42cm 1992年

　　他们出去参加活动，人一多喝酒了，就有点人来疯，然后要字要画的人就排队，服务员全排着，他全给写、全给画，那个时候林斤澜他们就拦着，说老头儿要休息，他还不高兴呢。

　　他一出去，比如大家都夸他写得好、画得好，他就刹不住了。但是他在家里，比如他画得很得意，没有地儿就铺地上，我们都说：快快卷起来，走路呢。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还没干呢。所以就没有人认真看他画的画儿，有时候已经裱好了，就挂在墙上了，大家才说这个不错，就这么鼓励鼓励他。平时在家里，他写字、画画，就完全看他高兴不高兴。而且是在写作之余，他这个就是一个消遣。

　　汪曾祺，《紫薇花对紫薇郎》，纸本设色，1988年

　　所以有时候他特有意思，那时候他自己买一些样书，来了客人，我妈妈就说，你给人家一本书，签个名儿。他就很舍不得，但有时候来了年轻人，他会问你有我的画吗？人家说没有，他就去找，然后签上人家的名让人家拿走。

　　老头儿特别随和，而且他也没把他的书画当成宝贝，他去世以后，我们给他编第一本画册，他那些画，80年代初期名声还没那么大，书画也没在业界传开，他都是画完了卷个卷，然后我嫂子拿报纸一卷就给扔书柜顶上去了。然后这么多年下来，那个画全都泛黄了，就没有好好地包嘛。但是好歹1981年到1983年还留下一部分比较好的东西，因为那时候他还送不出去嘛。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因为画名也传出来了，所以有很多人，来了就跑到他的画堆里挑，挑出来让签上名字。说实话，这种事，你脸皮厚一点就能拿到好货，像脸皮薄或者特别不好意思的人，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像北大、师大的研究生，来了就规规矩矩的，特别毕恭毕敬的，特别把老头当一尊神的那类人，那就拿不着画，因为他不好意思嘛。他的书画有很多好都送出去了，有些人出主意，说把他赠送人的收集起来，会是一本非常好的。那个难度就太大了，人家是怎么保存的，或者人不在了，这个不太容易做到。所以在第一本书画集之后，把我们现存的画这次拿出来看看，觉得也不错，想着咱再编一本画册，因为今年是老头儿诞辰一百年了。我姐姐的女儿齐方，因为她是学美术史的，这孩子刚考上中国美院时，说老头画画不行，连个基本功都没，结构什么的都有问题，但到了现在，就她宝贝这些画，她大了、成熟了、她懂了，这是小孩的一个成长过程。

　　现在我们都老了，别说是欣赏了，就是想尽量让大家多知道一点，从多方面了解汪曾祺，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好说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人吧，还是要替他多做一点事吧。

　　顾村言：对汪老的书画认识肯定有一个过程，我看这次展览的作品和文字配合得非常好，齐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刚才你姨妈也说了，你小时候说老头儿画得不行。从你的成长历程，你怎么看你外公这个人和他的艺术？包括你小时候对你外公的一些印象，对他画作的认识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齐方（汪曾祺外孙女）：小时候看他画一些画，过两天没了，他都送人了。我就老觉得，他画得最好的永远是送人的。

　　大学，我考入了前身为国立艺专的中国美术学院，这是老头儿当年在昆明欲投考的学校之一，后来他被西南联大录取。可是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他却一直对没能进入美术学院无法释怀。站在校门口，我得意地想：我考进了老头儿曾经神往的学校呐！

　　我上大学那个时候还不太懂，大一学了点艺术理论，回去看哪哪都不顺眼，（感觉他的画）跟老师说得不一样，想这是怎么回事呀。我那会就说，老头儿画得哪哪都不好，横也不平、竖也不直，手腕也没劲儿，气也不顺。

　　大一期末的作业是写一篇中国古代画家的介绍，并模仿一幅这位画家的作品。我选了倪瓒，文章写得很顺利，但临画时却犯了难。随一位国画系的同学学了近两个月的水墨，才勉强交差。之后在老头儿的文章中居然看到了倪云林，还提到他早年临过倪的字。我后悔地想：要是小时候向老头儿学点中国画和画学理论就好了。

　　汪曾祺外孙女齐方发言

　　到现在再拿出老头儿来看，才觉得画得是真好。一百年了，想着给老头儿做点事儿吧，从去年就想做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总得有馆接这个展，后来就与浙江美术馆联系上了。

　　他的中国味是他自己创造的中国味

　　顾村言：那对于汪老的文与画，想请李庆西老师来回忆一下，汪老的《晚翠文谈》是你编辑的，你们80年代就在交往，你来介绍一下当时对他的一些印象吧。

　　李庆西（作家、文艺评论家）：参加这个活动我也很高兴。文学界、文化界还是有许多人记着汪老，包括一些杂志在策划编辑汪曾祺专辑，浙江美术馆这些天又举办了他的书画展。

　　作家、文艺评论家李庆西发言

　　汪老生前并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他全靠他的作品影响人心，并在读者当中留下那么大的影响。我有幸在1980年代的时候结识汪老，我出来前回想了一下，他送了我一本《晚饭花集》，我一看上面写的是1986年7月。我跟他见面的次数也不多，大概也就四五次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次，有一次是去北京约他《晚翠文谈》书稿时，是1987年，那时候没去汪老在蒲黄榆的家，很遗憾。

　　那次是在林斤澜家，本来计划要把邓友梅这些人都拉过去，结果那天只去了汪老和刘心武，中午就在林斤澜家吃的饭。本来我们想问林斤澜家附近有什么好的馆子，我们中午请几位去吃。那时候北京的老作家都很随意，林斤澜说就在我们家吃，结果带我们下楼去买了一些红肠、酱肘子、面包、馒头，但全都是冷的。后来汪老就在林斤澜家里做了一碗西红柿牛肉汤，非常好吃。有人曾经问我，说汪老写了许多美食方面的文章，说这个人是纸面上的理论家还是真会做。我说我反正是吃过他的一道菜，我觉得不错。我听北京有个作家说汪老特别会做豆腐，说他有个名头，叫做“汪家豆腐”。1991年那次到杭州来，那次待了好几天，差不多一个礼拜吧。有一次在三联书店，范用与他就爱凑在一起喝酒，正好我推门去看他们，两个人就把我拉去喝酒，喝的是黄酒，就是浙江的绍兴酒。就一点花生米，两个人就在那儿喝。我就想起这个事，就问：“听说你豆腐做得特别好，是吗？”他没正面回答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我做给你吃。”其实我总把他们当长辈看，没跟他们混成一种真正的朋友。我对汪老很敬佩，他对我也不错，但是说实在的，没有混成真正的朋友，毕竟心里有一种距离，所以不是很自然。

　　那次跟汪老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因为那次活动，三联书店当时在杭州有个分社，有一次他就拉几个作家在那儿签名赠书，那个书店位置也好，就在杭州六公园附近。哪几个人呢？原来定的是王蒙一个，汪老一个，上海评论家吴亮一个，还有当时的年轻小说作家马原。等到了那天，王蒙有事不来了，本来说好四个人嘛，结果就把我拉去了，我正好也有一本书，我就亲眼看到汪老怎么给人签名，四个人四张桌子，汪老跟前排了一溜人，都拿着书，正好那个时候他有好几本书在书店都有，买的人很多。

　　很多人给人签名就是写个名字，汪老不是这样，他对读者很尊重。他会问你叫什么名字，名字签上还不够，看到人家名字中间有什么喻意的字，我就看他给人家画了一盆水仙，因为对方名字里面有水仙的意思。看到人家名字里面有马，他就给人家画一匹马。我有一个女同事，名字叫梁珊，就是珊瑚的珊，结果他就现场给她画了一幅米芾《珊瑚帖》里面的珊瑚笔架，还写了很多的字，他当时是用签字的圆珠笔写的。当时我刚40岁，那时是1991年，吴亮他们还不到40。吴亮就说怎么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老头啦？马原说咱们也有老的时候，汪老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刚才说到北京故宫这些天举办的苏东坡大展，我就想到汪老很像古代的苏东坡。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而且也是多面手，诗书画都行。汪老诗也写、散文也写、小说也写，画也好，艺术全才，都热爱生活，他跟苏东坡比就差一样：苏东坡做过官，汪老师什么官都没做过，我觉得不做官也好。

　　1991年那次见面跟他聊得开心，他说我以后给你画，因为他那次没带笔，印章都没带，我想他带了肯定要把他累死了。但他回去之后，我也没跟他要，确实我也不好意思向人家要。但是我觉得可惜的是，汪老给我的至少有一二十封信，我退休前那些信件都搁在出版社编辑室书柜的顶上，有四大箱子，汪老的也都在里面，不过我换了一间办公室，没有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后来被另外一个编辑当废纸都给卖了。

　　结果我现在手里一封汪老的信都没有了，非常可惜。因为今天你们讨论的由头是他的画展，也不能专门讨论小说。


　　汪曾祺画作《南人不解食蒜》

　　顾村言：肯定要讨论小说，因为他的画与小说是有关系的，他的小说有很多画境，而且我们谈的就是文与画，是一起的。

　　李庆西：他的小说有一个很棒的特点，小说里面写的人物、行业、社会生活面很广，有人始终认为汪老写这些不够大气，没有写到时代风云上，有这种说法。其实我觉得汪老的视野很大，他写民间，民间是很大的一块，而且他写到的五行八作，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没见过哪个中外作家，像他涉及到的行业那么多。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他至少写了二三十种行业，而且都不是三言两语。

　　像他写米店，那米店写得很详细，如果不是真正观察过生活的人，根本写不出来，而且那时候米店的经营方式，与现在不一样。像他写的那个烟店，那个旱烟怎么把烟丝沥进去，然后又爆，写得那么细。还有一篇写到换麻油，他笔下的这种五行八作非常多，其实他写学校、写剧团、写梨园行，这不稀奇，他是读书人，小学、中学、大学他都上过，他在剧团也待过，写梨园的事不稀奇，写那种五行八作我很惊讶。他这代作家中，可能人家熟悉一两行，比如写种地我也很熟悉，因为我当知青也种过地，但是像汪老那么宽的，而且他自己并没有在米店当过学徒，但是他能有那么细微的观察，足以说明这个人对生活的热爱，他从小就把生活的细节，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摄入自己的心灵，好好的品味，这点我特别佩服。我觉得他有种把审美对象无限化的趋势，这一点相当不简单。现在我们许多人探讨汪老的小说，都认为汪老的小说有种中国味，这点不错。中国味肯定是有的，但是很多人一说到中国味，就都容易关注到他跟中国历史文脉的关系，这也没错，我个人觉得他跟陶渊明比较像，这种都可以探讨。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点，他对中国文化的创造，他的中国味是他自己创造的中国味，如果中国文化没有创造的话，以后就没有中国文化了。就需要汪老这种多面手的，对生活非常热爱的，有真正体验的人，这种人去创造，然后再一代代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汪曾祺的意义特别重大，我就说这些。

　　顾村言：李老师刚才讲到，汪老给人家签名，画一个水仙，画一个珊瑚书架，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很精彩。补充一点，你说他中国文化的创造也是巨大的，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这样的创造建立在真诚为文为人的基础之上。说到他小说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汪曾祺的小说受沈从文的影响很大，《大淖记事》、《受戒》，这类耳熟能详的小说，其实受《边城》、《湘行散记》影响非常大。和沈从文一样，他在贴着人物的角度写，文章的氛围与气韵则是受到中国艺术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这里面其实话题很多，比如《大淖记事》前面大段大段描述当地的风俗，有点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风俗画铺陈，汪老也专门写过风俗画方面的文章，而且汪老天分极高，记性好，他儿时经历的事都记得非常深。我就想到我们小时读他的《戴车匠》、《鉴赏家》以及大淖边上的小锡匠，就觉得很温暖、很平凡的人物在你身边。从文与画对比观照的角度看，这里面的探讨空间是非常大的。

　　重塑现代汉语言的表达能力

　　杨振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提到汪老作品中文意与画意的结合，这个是特别值得品味的。我对汪老作品的接触与感受，早先时候是从他的小说、散文开始的，的确是他的语言首先打动了我。这种语言的风格与表达能力，就像刚才大家所讲的，堪称20世纪现代汉语的“头雁”。

　　杨振宇发言

　　我们都知道，汉语在经历了20世纪白话文的变革之后，该怎样重塑现代语言的表达能力，其实是整个20世纪很多人都在探讨的问题。汪老的语言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写作上既有周作人那种随笔与小品文的名物知识传统，又有从沈从文这条脉络过来，内在含有中国传统的抒情之道，汪老还妙用唐诗宋词等文学传统的精微妙义，重新融化而成自己的文字，显示出汉字与汉语一种新的生动性。

　　刚才庆西老师说得很对，他其实是创造性的，他不是生搬硬套掉过来，更不是书袋，他下笔之际，语言文字的确含着很多的传统，甚至包括西方世界作家的行文风格，纪德、契诃夫等作家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中西兼容，20世纪的写作者似乎已经很难回避这样的一个具体语境。汉语与各种欧风西语，以及大量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词语之间，形成了一种词语间的“战争”。我们读汪老的小说或者散文，突然间觉得有种喝到好茶的感觉，看起来简简单单，回味却是无尽意。这会让我们突然之间对汉语写作怀抱起一种自信，相信到汉语言可以有足够丰富的表现力。这种语言的自觉与自信，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如果所用的语言媒介具足无尽意的表现力，可以表达出我们内心世界的各种感受，表现出我们灵魂最为幽深的状态，写作才可能真正发生。早先时候阅读汪老的文字，发现汉语的表现力可以如此微妙，令人拍案。汪老的语言文字，行文简单，看似无招却处处耐人寻味动人心神，带着很强的内能量。你被这些简单如水的文字吸引，着迷，入神，慢慢也有了对于汉语文字的信心，然后你自己也会学着去把玩，去琢磨，尝试着遣词造句而又不动声色。我这样说，汪老听见了估计会笑出声来。

　　我提到他的一些散文，描写草木鸟兽，也有明清小品文以来的传统。周作人就有很多笔记体的文字，知识材料的性质重了些。但是汪老的草木鸟兽，虽然也有这个名物的传统，但是他真是不会去做掉书袋的事。我后来想到一个词语来描述他的这种写作，就是“懂得”。在汪老的字里行间，不是说他掌握了多少的材料，多少草木鸟兽方面的知识，关键的还是因为他“懂得”自己所描写的花花草草。鲁迅有三味书屋与百草园。汪老的同年也有一个“花园”。我们今天读这篇《花园》，就会懂得，原来汪老所描写的事物，是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汪老写作中所透出的这份意味，不是去做一个客观的对象把握与记录，而是把自己所“懂得”所“领会”的感受传递给读者。生活与艺术要我们去懂得，去领会，譬如汪老做的番茄牛肉汤，庆西老师有机会吃了，他才懂了，才知味。我们没尝过，就不能说懂了。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品尝与领会汪老的文字。刚才汪朝老师描述得很生动，汪老坐在那里冥想，万物了然于胸。但我今天看画展现场，有张竹子，汪老题跋曰“胸无成竹”，倒是给人一种“懂得”之后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汪老的写作，对我们当时的成长来说，带来了一份对于汉语的自信，这是20世纪里汉语言写作传统中的珍贵遗产。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时候，我们一圈子朋友，还是很有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野心”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们都有种预感，觉得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个艺术创作的高峰，出现伟大的艺术家。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努力，心里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信心与抱负。这种心态的形成，我想就是因为有了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所共同酝酿出来的汉语写作的土壤。

　　另外，我得补充一点，汪老的写作看似家长里短，如数家珍，其实带有相当的研究性。他小说散文里的很多材料，他对五行八作各种知识的了解，并不是完全凭小时候记忆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记忆，都有各种经历，但是汪老除了自己的记忆，同时也是很认真的去做功课，会用心去做素材收集，咨询亲朋好友，咨询老家的乡亲父老。他最爱听亲朋好友讲老家的各类故事，也会不断地去了解相关的掌故逸闻，然后巧妙地化为己用。

　　汪曾祺画作

　　李庆西：我插一句，你刚才说向老家人去了解，我想这完全可能，但是他写的这些，书本上是没有的。可贵的就在于——他把已经消失的东西都给记录下来了。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不可能见识那么多，有可能像你说的是有意的去收集素材，但是我认为不可能从书本上来。

　　杨振宇：所以这就更为可贵了。他是自己第一手去生活世界里采集挖掘的。这些口述史一样的点点滴滴，就这样成了汪曾祺小说里面富于想象力的故事。

　　顾村言：补充一下，他自述儿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东看西看，他或许也不是有意识的，他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就包括各种画匠店，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看人家怎么画玻璃画，你现在到高邮老街那里去看，依然各种店都有，他笔下的风物有的现在还保存着，当然也有消逝的，也有巨大的变化。

　　杨振宇：说到这一点，我刚好要强调下他作品中的社会史意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读读汪老的高邮世界，看看我们现在生活的杭州这座城市，明显可以有个对比。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原来这些地方都是大街小巷的生活形态。我记得20世纪前后的南山路，都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个大伯，穿着短裤，露个上身，晚饭时候在自家门口搬出个小矮桌子和凳子，摆上个花生米什么的，喝点小酒，要着大蒲扇，惬意得很。后来有了西湖大道，南山路改造，现在的南山路不一样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慢慢退隐到一些更加角落的区域，南山路日益都市化很小资了，酒吧咖啡店餐饮店，我们就很少看见小矮凳和花生米了。我们读汪老所描写的高邮，再去看今天的高邮，就知道其中的变化。汪老用笔记下了那个曾经的高邮世界。他为什么能够对高邮的人与事这么熟悉，那么懂，写得如此生动？

　　就这么多年，人和人的交往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以前去过庆西老师家，在他家里围炉夜话，那是很美好的时刻。但现在大家微信上聊天谈事，往往互相之间是不懂，是会越来越不懂的了。

　　慢慢品味汪老的用笔，即使就是三笔两笔的描写，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些的形神。汪老应该是很熟悉他们的气息的，这些人物就是汪老成长于斯的高邮大街小巷里的寻常又不有“異稟”的各式人物，那些大兵油条豆浆早餐铺、那些五行八作杂货店……没有这么人与人之间这样亲密距离的街巷，很难形成汪老笔下的人物风貌与故事。今天再读，这些也都是中国已经消逝了的世界。汪老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中国小镇社会的一种风貌。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汪老的作品其实有着社会史的意义。

　　看水仙 汪曾祺 纸本设色 36×36cm 年代不详

　　汪曾祺，《莲蓬》，纸本设色

　　现在我顺势谈谈第三点，就是汪老的画。前面村言兄说汪老有个爱好，就是到处看看。“看”这个词很重要，也是汪老行文里我们可以感受的一种视觉语言。所以，在这次展览中，齐方很用心地给每幅作品配上合适的文字，汪老自己的文字，就相映成趣了。记得早先时候我也不太注意到汪老喜欢画画，直到后来有一天我买到这一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出的《文与画》，才发现这个“秘密”。其实画家写得好的很多，能画又能写的也有很多，但是像汪老这样真正能画的，还是很少见的。汪老虽非专业画家，但他的“业余爱好”甚至超越了专业的狭隘性，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品质。我后来才慢慢了解到，他是有家学的，是从小看着画长大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他甚至于想过报考艺专，虽然后来还是去西南联大读文学去了。

　　汪曾祺小的时候，就爱看他父亲作画，尤其是中国画。他字里行间中的如画之“看”的意象，其实就跟他小时候的这种经验大有关系。后来，我在跟人描述文字中的“如画”，会引用汪曾祺的小说，比如《詹大胖子》中对詹大胖子的描述，就像毛笔晕染一样，分染多次，相晕成趣了：“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顾村言：是的，这是画境，白描手法，再晕染。

　　杨振宇：是啊，白跟胖，加在一起，晕染过去，笔墨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人物形象就不干瘪了，饱满起来。如果他再喝点酒，生点气，脸色加点红，白和胖加了一个粉红色……你看汪老下笔的时候，跟画画时的笔墨作用是一样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汪老的东看西看，包括他写小说散文的时候，其实用“绘画之眼”来描写人物的。这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的，就是汪老不仅从小喜欢画画，他还有相当强的理论意识。当然他从小有画的一个基础。除了他的一些散文，偶尔会直接提及理论外，他甚至有时会情不自禁在小说中将理论作为创作的主题。这些文字可以阅读下《文与画》这本书。譬如小说《鉴赏家》里他写季匋民这个人物，小说里还有叶三这位鉴赏家，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简直绝了。季匋民能画，叶三懂画，不用多说了。在我看来，这篇小说还是一篇画论。小说描写了季匋民画画的过程，以及他对画论的理解。季匋民有一个理论，关于诗画一律的理论问题。我觉得这篇小说是可以与钱钟书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并置阅读的。

　　汪曾祺手稿

　　知道诗画之间的差别相异，又能让它们走在一样，这就是汪老的厉害之处。我特别惊讶的是，他懂画，他也懂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却并没有把这两者简单地划一个等号，说诗画一律，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命题，在他那里是有理论性的讨论。这个今天我就不展开讨论。

　　我在去年的一个“千字文会”活动中，曾与别人分享过汪曾祺先生对我的启发。庆西老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编的《晚翠文谈》，这本珍贵的书今天我也特意带了来。书名中的“晚翠”来自于《千字文》里面的“枇杷晚翠，梧桐蚤凋”。记得当时我是读了《晚翠文谈》之后，才了解“晚翠”这个词的来源，更加强烈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字的魅力。我们以前说到晚翠，想的是松柏什么的，但是枇杷才真是过冬不凋。小区里有很多枇杷树，那真是叫晚翠。家里有人上火咳嗽，就到小区摘些枇杷叶子，翠绿翠绿的，洗净了加水蒸，效果很好。一篇《千字文》也是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使我们对于万事万物最为质朴的把握，我觉得汪老对这个是很懂的，所以他喜欢“枇杷晚翠”的典故，所以他会特别喜欢程颢的那句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我觉得这是他真正懂得的一个人间境界。汪老是说不完的，我就先说这些吧。

　　顾村言：对文与画的相通，确实有很多体会，特别是刚才讲的《詹大胖子》的语言，与画境通，其实汪老不少小说散文跟行草的笔法也是相通的，文章气息的这种流转自然，字与字、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留白，受书法与中国画影响很大，他自己也认为作家应该练一练书法，懂一些画，读他的文章就会真切知道，中国文画本来就是相通的，特别是宋元以来，中国绘画的主流还是文人画的语境。

　　他的文与画见得到人，让人反思何谓真正的审美享受

　　王犁（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刚才杨振宇老师说，有时在美院与画家讨论绘画作品时，往往会因为自己不画画而生怯意，其实这是把实践经验与审美经验混淆。实际上，音乐与绘画，一个听觉艺术，一个视觉艺术，可以说每个人天生就具备欣赏能力。我们为什么看不懂画？是后天教育的不完善，破坏了我们本来具备的天性。一个小孩听哀乐会害怕会哭，听到春天奏鸣曲，他马上睁开眼睛表达出舒适感，这是天性。绘画欣赏也是一样，小朋友反而看得懂，我们看不懂是后天教育把我们的天性破坏了。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王犁发言

　　我特别喜欢一本有关汪曾祺先生书，题目叫《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孙郁著，三联书店2014年1月第一版），革命时代有的是阶级斗争，有的是正面人物，有的是反面人物，就是没有士大夫，在孙郁先生的叙述中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士大夫，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更好奇，正好汪曾祺先生文章写的又是世间百态。

　　看了他的画展很感慨，从作品可以感受到他从小喜欢画画，他的文章里面也谈到这一点，不像很多文学家成名以后才涉笔墨。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专业画家要求自己，假如专业画家会把很多不满意的画撕掉，会把大量时间花在画画上面，他并没有在画画上花更多的时间。虽然写作之余对待画画也很认真，留在家里差一点，送给朋友好一点。前面齐方说这么好的画，怎么隔两天又没有了，实际上他对绘画还是有自己判断，就是把好画送朋友了。

　　他的画作中对造型的认识很专业，比如看这幅《水仙》，三根叶子的疏密处理，两近一远很精微，甚至下面水仙头的留白，外形特别讲究，宁方勿圆，该做到的全都做到了，我们判断一个画家的认知高度，就是在这种精品里面判断，专业画家该有的要求他都有。

　　汪曾祺 水仙

　　在他一辈子的生命里面，用了一些零散的时间，花在绘画上面——这个时候又谈到我们对汪老的看法，我觉得艺术欣赏跟文学欣赏一样，一开始我们欣赏是笼统的，而且中国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当代人工作太忙活得很累，那有像古人时间去细腻地品味。于是乎把艺术欣赏本来属于美好不过的事情，处理的像比武招亲一样简单，把女儿嫁给第一名，听专业人士谈哪个是最好的，抽时间去看看罢了。

　　这种只看他人告诉你的第一名，实际上是比较无趣的欣赏方式，因为你只有机会看到结果，而没有寻找结果得过程。可以体味的趣味往往不是第一名给你的，因为第一名家喻户晓太大众化了，第一名之后自己的排行榜才体现个体趣味的选择，所以说艺术欣赏的趣味需要时间积累。文学阅读也一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已经很有名了，本来就是了解南美洲文学的必读书目，你要在这些大师的参照系里读出南美某个不知名的作家的好来才是本事。讨论家喻户晓的画家怎么怎么好，那不是水平，真正能从汪曾祺先生的画里边读出味道的那才是艺术欣赏的高手。艺术欣赏得自己去发现，传统诗歌阅读经验也是一样，我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清诗，虽然不会让你漠视唐诗，但喜欢清诗是个人趣味。

　　当下国画圈大多出手来自晚清海派的时风，言谈中动不动说自己追宋元。其实，这个说法晚清民初就有，张大千去敦煌的意图，就想看到唐代绘画的真迹，甚至不惜把敦煌壁画外面一层剥下来，希望看到后面更早的作品。现在画花鸟山水的也是这个套路，你没有追到宋元，那是不具备专业高度的，至少口头要追到。我想说汪老的绘画追得不远，实际上就是从晚清海派到扬州八怪，再早有一点明代的陈白阳，他师法的传统并不是太早太庞杂，但他的作品很文气，这种文气来自其他方面的滋养，或许我们会想到他的小说散文，但并不是每一个小说家画画都会拥有他这样的文气。对于汪曾祺先生我不想用“功夫在画外”这个词，他可以说的应该是“功夫在文外”。

　　我们很多专业的人士，“技术”上追到了，却失去了“人”，不管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的目的都是为了陶冶人。艺术创作或许会经历诸多痛苦，不要给艺术欣赏添加太多负担，艺术欣赏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欣赏者的角度就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有时有实践经验的欣赏者，往往会被一笔一墨的精微是否达到理想的程度所吸引，而忘记作品的气息。我很喜欢汪曾祺的画，喜欢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气，我不会去想他究竟追到明清还是宋元，喜欢的就是那点不多的感觉。最后那些强调追宋元的人，最后发觉描摹的就是那点技术，而不是从宋元传承下来的文脉和文人的精神。我们专业人士夸夸其谈半天，说的都是他学了这学了那，最后画面上看不到自己。我们在汪先生的绘画里面，不仅看到一种叫雅致的审美，还看到汪曾祺先生的人，这是现在创作者缺少的，也是艺术欣赏者忘记的。今天的欣赏者已经失去了自己寻找一种属于自己审美趣味的时间，他希望专业人士告诉你谁是第一名？那么我看一下第一名就算了，所谓品味还没开始就失去了，失去了享受真正审美隐秘的通道。我们看汪曾祺先生的绘画，就应该具备这个态度。

　　微信里我转了一则汪曾祺先生画展的信息，有些专业人士还没有打开就说“这个有什么好看的？”实际上很多人还没有看，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这个人喜欢在微信上跟朋友挤兑，我说看汪曾祺先生的绘画，就像听爱因斯坦拉小提琴，爱因斯坦在采访里面，他说他的很多科学发现的灵感来自于拉小提琴的时候。我说假如你听过爱因斯坦拉过小提琴，你是不是可以吹一辈子牛，看过汪曾祺的画展原作不是也一样吗？很多人觉悟不到来看汪曾祺原作的机会难得，音乐表演是时间性的，演奏完就结束了；而绘画原作摆出来的机会也不多，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去看，艺术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家都有能力作出自己的排行榜。

　　汪曾祺画作局部

　　文与画与情怀的高度结合，现在太少太少

　　顾村言：对。其实中国文艺鉴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直觉，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而不是通过第一道贩子、第二道贩子、第三道贩子等，或者让学院派来教。直接面对原作，直觉的感受很重要。从文和画见出人，这点很重要。想再请陈纬兄讲一下，一方面你也是写作者，又是画家、书法家、策展人，是美术馆的一个管理者。特别是那天你布展后在电话里跟我讲，说没想到汪老的书法这么好，作为一个策展人，也作为一个汪迷，你也谈谈这次观看书画展的体会吧。

　　陈纬（浙江美术馆典藏部主任）：特别幸运，由我来策划了这个展览。等我年老，回想一生经历的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这算是一件。昨天晚上，我应《中国文化报》的约稿，今天要交，这个周末要发一版关于汪曾祺书画的专版。给我的题目是由汪曾祺书画谈谈文人画、作家画。现在作家画画很流行，到底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我们当下看到的一些作家、学者写字也好、画画也好，以为是文人画，实际上大都与汪曾祺先生这样的文人画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当下能看到的大部分作家画，凡没有笔墨功力，缺少传统修养，大部分都是欺世之作，跟文人画是两码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画？我想汪曾祺先生的书画能给大家一个真正的答案，我觉得这个展览的意义很重要。

　　浙江美术馆典藏部主任陈纬

　　汪曾祺的老友、作家林斤澜先生是我的老乡先贤，我大概20岁时，爱好文学，林斤澜先生曾给我们讲过课。他在上课的时一直就讲汪曾祺，他们两个是知音。记得他当时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情节，就是刚才汪朝老师讲了汪老在构思时的那个状态。林斤澜去见汪曾祺，他楞在哪，视而不见。他的女儿告诉林先生，说老头儿在“憋蛋”呢。这给我印象非常深。

　　汪曾祺《草原之花》

　　汪曾祺画作

　　林斤澜说汪曾祺是真正的士大夫，他说这种的“士夫气”恐怕今后不会再有了，因为时代在变化。我昨天跟顾兄还讨论过，为什么同样是个作家，比汪曾祺晚一代的那些作家、艺术家，也有爱写字画画的，但那种传统文人的味道就是不对。因此，人们称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当今的作家为何没有了传统文人画的气质味道，我从林斤澜的话里面找到答案，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士大夫”的情怀，这是时代的问题。我想到苏东坡，所谓的“文人画”，应该是文与画与情怀的高度结合，这样的结合，现在太少太少。什么原因？我觉得跟教育有关，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的模式是从西方来的，它缺乏人文素质的综合培养。中国文人画是高度讲综合的，现代教育方式与文人画的精神是相悖的，文人画更多需要的是情怀。长期以来，随着民国那一代人的离去，传统士大夫气质在褪色，文人画慢慢消失。因此，今天举办汪曾祺书画展，意义非同一般。这个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应该会引起大家一些思考。

　　我在策划展览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忐忑，担心办一个“作家画展”，会受到质疑。展览出来后，就有画家在微信上说是“浪费美术馆资源”。这个很有代表性，代表一批群体对真正传统文人画认识上的不足，甚至无知。更不要说现在年轻一代，90后、80后，那就更缺乏认知了。现在的年轻人接受的文化基本都是网络快餐，汪曾祺那种淡然有味的，缓慢的，有内涵的，留白的，真正中国味道的，难免陌生了、不习惯了。

　　读他的画，要读他的题字题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他信手题下的跋语，总是让人会心一笑，给人温馨，遗韵无尽。他画白牡丹，题“玉茗堂前朝复暮，伤心谁续牡丹亭”；画白蒜，题“南人不解食蒜”；画凌霄，题“凌霄不附树，独立自凌霄”；画紫藤，题“有绦皆曲，无瓣不垂”；画荷，题“残荷不为雨声留”；画竹，题“胸无成竹”；画“草原之花”，题曰：“草原之花多不可识，随意写之，是耶非耶！”……中国绘画有“文人画”“作家画”之分，这里所指的“作家画”即是只重技巧而不重内涵的画，近乎“画匠”之意。不可否认，当今画界，有内涵，有韵味，有意境的作品日见式微，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对传统文人画而言，西方式的艺术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

　　汪曾祺的文章，他的散文、诗歌、小说，跟中国画的留白是很一致的。我们看他的画与他的文章非常一致，里面的信息、语言是很有“中国味”的。所谓的“中国味”我觉得就是这个“留白”、有内涵、有弦外之音以及留有思考的东西。总之，我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幸福，办了这么一个展览。

　　顾村言：我个人认为，从文与画的联系而言，这一展览既会载入文学史册，也会载入文人画史的史册。汪老是一代文学大家，听到有人说这样的展览是在浪费美术馆资源，是很让人诧异的，也很痛心。汪老一直称他的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其实这都是谦辞。反过来看，我觉得他非常自信，你看《水仙》这样的逸笔，这样的气息，简而淡，淡而逸，现在的美院教育系统大概是不可能教得出这样气息的画的，汪曾祺不是一个专业画家，但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画家，而且首先是写意型的文人，刚才我跟王犁兄讨论，其实中国过去谈画家、谈文人、谈作家，不像现在分得那么清，中国画有过去有一个说法是“去除画家习气”，现在批评汪曾祺画展的这些人，我感觉与他们与中国文脉是隔膜的，他们有的就是充满了“画家习气”或“画匠习气”，见出一个时代的文脉断层，不过可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经历了这百年来的曲折，对于中国画真正文脉的认识肯定有一个过程。

　　汪曾祺  绿菊（局部）

　　浙江美术馆汪曾祺展览现场

　　王犁：我插一句刚才陈纬兄的发言，有一个不同意见要纠出来。汪曾祺先生在文学创作上的创造性是消化过的，是面向未来的。我们很多人会把西方文化当成我们中国文化本身不能往前走的一个对立面，其实这还是没有看到汪曾祺先生的厉害之处，他并没有屏蔽那个年代人多会面对的苏俄文学，只是他消化能力和选择能力厉害罢了。

　　顾村言：确实是面向未来的，我们看他的文学创作，你看他早在1940年代写的《复仇》，还有好几个文本，那可比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超越多了，那种文本的语感非常先锋，而且他的语感非常绵密深厚，他那个时候看了很多国外的意识流小说，包括萨特，当然，他后来放弃了那种探索而归于朴素与平淡，但那依然只是表面。不过在国外的作家中，他受到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屠格列夫、契诃夫，还有西班牙的阿索林。

　　王犁：他们那一代不可回避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顾村言：是的，但他文学创作的眼光是很开阔的，我觉得有点像民国时期的海派，是一种立足于中国风格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不过最后返朴归真，回到他一直喜欢的朴素干净的语境。刚才杨教授也提到很多。西南联大本身是一个很开阔的文化语境，刚才庆西老师也讲到，他在文学上是创造性的，把周作人、废名，稍微有点晦涩的东西进行消化改造，就像齐白石把文人画改造，从民间的语境与角度来解构文人画，映射出一个“我”字，最后变得通俗易懂，但是骨子里还是文人，所以还是雅，大俗大雅。汪曾祺的小说也是大俗大雅，他这个文风应该也有受到齐白石画作的影响。他还编过《民间文艺》，对民间文艺后来有着超科寻常的热情与爱好，这些都影响了他的画与文。

　　王犁：画里还有明中期陈白阳的趣味。

　　顾村言：对，陈白阳和齐白石的一个结合，包括李复堂的结合。看展览，我觉得他的绘画里还有很多内容，包括尝试借鉴西方的色彩，像那幅《夜色》，他年轻时曾经想考艺专嘛，后来考在西南联大，但对国立艺专一直关注，我觉得他对国立艺专的新思潮肯定会关注的。

　　汪曾祺画作《秋色无私到草花》

　　他晚年绘画与写文章几乎同时起步

　　王犁：汪曾祺曾经说，“我本来要考国立艺专，不小心上了西南联大。”这个中国美术学院招生广告词厉害。

　　顾村言：说广告词也可以，不过他当时报西南联大就是因为沈从文在那里，他中学时在江阴上学，读到沈从文的文章非常喜欢，就是冲着沈从文的名字去的。汪老师你们再聊一聊吧，或者齐方也可以讲一下，他当时在家里画画自负吗？

　　汪明：没有吧。他的绘画在家里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不光绘画低调，他写作也不太高调。在家里就整个人没地位。昨天看到展厅里的《荷塘月色》，上面还有点油渍，那时挂家里客厅里沾上去的油渍。不过他对自己的写作还是自信的，虽然老受我们打击，但是他内心里边是非常自信确定的，书画这部分因为我们不懂，我们受的是啥教育？文革那时候读的是小学，一般他写完东西会让我们看的，说你们看一下，我要寄走了，然后我们都懒洋洋的。

　　但是他画画，还有写书法的时候，就他自己在那儿美，他铺在地上，他不会说你们看我画的怎么样，因为我们确实也不懂，有时高兴了，路过这儿看见了，就说一句老头儿你这画不错，他就特别高兴。但是他写作是极其自信的，他从20岁就开始就能看出来，早期受西方的影响，有一些云里雾里的东西，一点儿都不接地气，后来他写得好，因为他打了右派，又经历了文革。

　　顾村言：也就是说有了挫折以后。

　　汪朝：是的，说实话，一位作家没有经历挫折，那写不出什么东西。我特别喜欢他写的那个《七里茶坊》，我觉得他写得特别好，完全接到地底里去了。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就他一个人被下放去了张家口。他要是没有这些非常底层的生活体验，就没有后来的汪曾祺了，如果他还在云里雾里飘着，没有被打成右派，还在那种文化机构工作的话，很难想像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原来看他写的诗，还是那种知识分子很清高的，站在上面的。他年轻时才子气比较重，我妈就一直认定他是一个大才子，不过早期不接地气，说实话也是我们把他“教育”成这个样子的。

　　汪曾祺，《窗外雨潺潺》 ，纸本设色，1985年

　　汪明：刚才说到茶坊，基本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他自己说他打成右派以后，他刚开始没觉得，后来到张家口那块，他说他当时特别震惊，他父亲是被打成地主的，可能这个耻辱还在，他说我怎么可能变成那个堆里的人。然后他挺震惊的，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一直都不是特清醒，在我们家反复的打压和矫正下才基本正常地生长起来了。

　　顾村言：把他拉回人世间，要不还云里雾里的。

　　汪明：对，他特别容易突然就轻狂，就偏离了弯道，所以我们家就各种各样的，虽说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水平，但我们的矫正能力是很好的。我爸特别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写《沙家浜》的时候，他也确认这个《沙家浜》将来会进文学史。他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那时候《沙家浜》都被说成什么样了，他就觉得《沙家浜》他认，但《杜鹃山》他不认。

　　文革之后他要写检查，心里郁闷，就看见他画了一张，这么小，压在玻璃板底下，画面就一只鸟，非常简笔，题的是“八大山人无此霸悍之气”。

　　汪朝：回顾他的绘画之路，我觉得不简单的是在哪儿呢？他是19岁以前画过画，之后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后来又“漂”到上海去当教员，解放以后，改造思想还来不及呢，当时连齐白石他们都很抬不起头，他那个时候不会想起去画画。然后一直到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他才拿起画笔来，最初连颜色都没有，因为我们家那个房子特别小，也没有桌子给他。他就只能画小图，给朋友画，给朋友画了以后，那个朋友特别喜欢，给做了个画框收留起来。北大的一些教授是他同学，说给我也画一幅，就这么画那么画，就画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画上有颜色，可能是1982年、1983年，再之前他画画的特别不具备。

　　他开始画的时候，将近60岁了，等于这么多年他没有画过画。当然他刚开始画，还稍微有点儿生涩，可能跟他写文章是同步的，写文章挺好的，心情比较好，然后画画也就有气韵了，一下就画出这种神来了。就你觉得很奇怪，本来他基础也就那个样子，而且是19岁之前的，但是到60岁拿出来就开始那样了，所以他是一个挺奇怪的人。

　　顾村言：也就是说，60岁以后，他的画作与写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我读《汪曾祺全集》翻到1983年6月份他写了一封信给黄裳，说了些写作与活动的情况后说，你还没看过我的画，我最近画了一幅画还还不错，寄给你一张之类的话。字外的意思对于画作也是蛮自信的，他的画作也见证了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解放，就像写《受戒》结尾处那种鸢飞鱼跃似的快乐，可能这个也有关系。

　　他的文与画传递出民间世界的精神风貌

　　杨振宇：那我就汪老的绘画作品再多说两句。汪老的文字，看上去写的都是小人物、小事物，但正如庆西老师讲额，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世界。民间，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现在都还在关注民间与民生。一般来讲，文人写作有自己的一套现代话语逻辑，来表达我自己的一套理念式的东西，但汪老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文人知识分子话语。汪老对民间世界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他的画跟一般文人画也有很大区别，当我们称展厅里的这些遣兴之作是“绘画作品”的时候，总觉得有些别扭。另外，汪老的画里面的趣味也不是明清以来文人画传统中的那种雅趣，倒是有那种俗俗的人间烟火味。这个人间烟火，其实是很多文人画中渐渐消失不见了的。文人在自己的书斋世界里边，在文人画的传统与套语中来把玩笔墨的趣味，一不小心这个趣味就会变得狭窄，严重得还会有酸腐气。

　　汪老不一样。他真的有那种大俗大雅的人间至味。你说那个牛肉番茄汤味道鲜美是不是？那个味儿就在他的画里边。你看他的画，他画的螃蟹不只是抽象的，是可以吃的，他画的鳜鱼是我们菜市场里的那种，很活。让我曾经惊讶的是他的《晚饭花》，我老家周围就有很多这种花，只是叫不出名字，到了晚上，花朵开放，香气四溢，郁郁葱葱的。读了汪老的作品，才知道名字了。小说里那个主角王玉英，写得是太精彩了。她坐在晚饭花的花丛里，李小龙心里暗暗地喜欢她……汪老说，李小龙其实就是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的恋爱故事。

　　这份感觉与表达，对汪老来讲就是人间草木，是可感的民间，就在呼吸之间，日常生活之间，在人世间。他的花鸟画也是如此。他的花鸟画不能简单归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也不是我们用来描述黄宾虹那样的士夫画。但是就在他的花鸟画里面，汪老传递出了民间世界的精神风貌。

　　汪曾祺画云南老虎兰局部

　　汪曾祺手稿

　　汪老这代人曾受过苦，忍饥挨饿过，甚至吃野草度日，所以当他描绘那些草木的时候，除了作为审美的欣赏对象外，它们还真就是食物，是可以养我们命的东西，甚至是美食。看他画的那些事物，就在这些复杂的意象中呈现在我们面前。茄子是茄子，黄瓜是黄瓜……汪老笔下的草木世界，是我们活命中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汪老是懂这些植物的，懂这些花草的。“懂得”这个字眼很重要，因为你此时看画，你会体验到这些事物与我们的同一性，所以叫做“四时佳兴与人同”，事物与人类相互滋养。在这个生命的意义层面上，你会感觉到汪老之大，所以他下笔的时候会有深情与至情。

　　刚才说汪老的可爱劲。他要是喝了点好酒，状态来了，就很想画画，我想那可是比写小说还痛快。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过，他曾说过自己审美意识的形成，得之于从小看他父亲的作画。虽然他19岁以后似乎不作画了，但没事儿，因为他所有作画的那种感受与体验，转化成了他的文字表述。所以，他的文与画是完全相通的，读他的文字就像看他的画一样。更何况，他后来其实是找准了一切机会，遣兴画画为乐的。这是汪老画作的精彩之处。记得他有一句话，意思是说一篇好的小说，“在字的边上，有很多没有写出来的字。”同样，好的画也是如此。

　　汪老的文与画都是这样。他的文里面有很多没有写尽之处，我们说留白，但是气息都在，笔墨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就这点上，再来看汪老的绘画展，就艺术史上的意义来说，他跟宾老和潘老的意义有同样的作用，就是重新丰富与充实了文人画的意味。当然汪老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破除文人画传统的偏狭境界，把文人画重新放回到人间大地，居庙堂处江湖，食人间烟火。看他的画，会觉得这些画面里有浓浓的泥土味、烟火味，但是却是如此温文雅致，令人感动。

　　顾村言：是的。既然这次做书画展，你得从艺术史来看这个展览。说到文人画史，苏东坡当时讲士夫画，现在已经把文人画和士夫画混淆了，但语境里还是有区别的，黄宾虹也喜欢讲士夫画。刚才杨振宇教授所言，他把笔墨重新拉回人间。从扬州八怪到齐白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怎么看这个笔墨，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讨论空间。包括汪老的书法也有很多可聊的空间。昨天看展时陈纬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认为汪曾祺的书法是把谢稚柳和白蕉做了一个结合。

　　汪曾祺题画

　　汪曾祺画作《水乡赖此救荒》

　　陈纬：我是学书法的，这次看了汪老的字，题跋那么自然，我不知道他学什么体，但这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他跟六朝的韵味接轨了。看他的字很震撼，因为我看到了谢稚柳与白蕉的结合体。他有一幅画中关于蔡京与瘦金体的一段题跋，给我一个信息，后来感觉他的字与蔡京很像。汪老对书法的临帖的体会是很多的，所以他的书法鉴赏力也是很强的，文章中偶尔会评点一下书法。

　　李庆西：《晚翠文谈》当中，他说到有一次他开会，底下有人递条子问他为什么写无主题小说。汪老自己马上矢口否认，说我写小说都是有主题的，然后就讲了一大通自己对主题的认识，指出表现主题不能太直白、太老实、太狭窄……简而言之文学作品宜含蓄。这个道理说得当然没错，但是我觉得汪老有很多小说就是无主题，至少可以说是去主题化的小说。我还发现汪老有一个特点，他就太怕别人把他跟现代、西方扯到一起，他自己写小说是很大胆、很放肆的，他不讲究小说的章法、结构。他小说的很多写法，像《异秉》、《八千岁》、《受戒》这些，国外有吗？国外没有。中国以前有吗？中国以前也没有。他和别的什么一点都不像，但就是有中国味，这个中国味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实际上是吸收了中外优秀的思想文化，在他自己那儿创造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他要保护自己，他有一次用读者的话来说，说你们用西方现代派这套东西去套他是套不上的，我认为这个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达，所以对他有些玩笑话不能太当真。

　　杨振宇：我有个小小的问题。看画展的时候，其中有几幅作品比较特别，尤其是《狗矢》《甚么》这种人物画题材的，看起来有点愤世嫉俗的样子。

　　顾村言：应该是牢骚、悲愤之类的。友人多年前转赠我一幅汪老的人物画作《佛不整人》，所记大概也是对被整人的感慨，都是一种抒发。

　　汪曾祺画作《狗矢！》

　　汪曾祺画作《佛不整人》

　　杨振宇：我们在他早期的小说里看到他的这个性格，也有刚烈的一方面。刚才庆西老师说到陶渊明，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的一面性格。我想向汪朝老师八卦一下，汪老平时生活里有没有这份比较火爆的脾气出来？

　　汪朝：没有。他对家人，不说他这些作品，那就只有我们欺负他的份。他一辈子就打过我姐姐一次，他当右派了心情不好，而且脑子很乱，因为喝酒了，打了一次。后来我姐姐经常追着他打，说要讨还血债，就这一次，他跟我们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他说过“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绝对是慈父。

　　但是狂妄是绝对有的，《狗矢》什么的，那是他在画里去发泄，咱不知道他当时碰到了什么事，他肯定会有愤愤不平的时候，但是具体到什么事，因为这些画都是事后人已经不在了翻出来的，所以当时他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画的，就不太清楚了，他肯定会有愤愤不平的时候。

　　他跟林斤澜关系特别好，他不高兴喝了酒，拿起电话来又说又骂，人家林斤澜特有修养，人家不当回事儿，他也有那种时候，但这不是跟我们。就比如他对时政，或者他特别看不上的作家，老一辈的作家，他说他的文字就不通，就这种的。这种时候是常有的，但是他跟我们说不上，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肯定让他别说了，所以他就找朋友说。

　　他也发过脾气，但不是跟我们。讲艺术、讲写作、讲绘画这些，都不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家没有这种特别像样的气氛，我们大家都欺负他。另外他在家里的地位，就是给大家做饭、买菜，他还要写作，还要喝酒，他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有朋友问，有没有受他什么方面的影响和教育，你有吗？

　　汪明：没有。

　　汪朝：没有，他根本不管孩子。如果他真的把精力用在孩子身上，那就成为不了他自己了。一个人精力总是有限的，不能什么都管。另外，我妈妈是学英语的，又是华侨，可我妈绝对认为他是个大才子、大天才。

　　顾村言：这就很重要了。

　　汪朝：但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他就是做饭去，我爸妈的价值观非常契合，因为都是西南联大的，大家受的教育比较一致，我妈在操持这个家，老头儿在我妈的保护之下，他能够发挥出来，如果让他撑着那就麻烦了。现实的东西他一概不管了，他就管做饭、买菜，这对他就是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吧，还有，也是一个乐趣，而且他做饭不能做日常的，比如说肉片炒柿子椒，他就觉得这种菜俗不可耐，这种菜绝对不能做的，有的时候特别古怪的，北京人有一种东西叫烂糊蚕豆，就是蚕豆煮得特别烂，然后放大料，特难吃，他年年做，就是应季了他就要做，最后他也吃不完都倒了，但他仍然年年都要做。一个是他喜欢吃，一个是他认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得做这个。

　　做饭他不能说对付一下，吃饱了这个事就完了，所以说乐趣也在这里。

　　顾村言：对，有乐趣，也得有格调，汪老在文章中记过：沈从文曾经说茨菇比土豆有格。

　　汪朝：我记得有一次，他炒了一个菜比较有创意，没有人炒过的——就是小冬瓜的皮切下来，就光要那个皮，冬瓜肉不要，用青辣椒炒冬瓜皮，放了一点肉末，炒完可好吃了，因为那个小冬瓜皮又嫩又有咬劲，因为有点硬嘛。然后我就说好吃，他特别高兴，后来就经常给你做，他就这么一个人。

　　顾村言：你家里的菜都是他做吗？

　　汪朝：都是他做，我妈不会做饭。而且我妈一进厨房，就问老头儿这个洗了没有，然后我爸就把她推出去了，他就这么一个人。

　　顾村言：他跟苏东坡其实很多方面挺像的，豁达，通透，从平凡的生活或者食物中发现乐趣，发现人间之美，让人觉得很温暖、很通透，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不如意处，一肚子不合时宜嘛。

　　李庆西：不如意处跟苏东坡很像，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打成右派也被贬。苏东坡当过大官，他没当过大官，就这一点不像。

　　从他的文章中看得到人间万物自有深情

　　读者张凌：在我17岁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每堂语言文学课，就给我们念汪老的作品，感觉像电影画面一样的。可以说我整个大学时代都伴随着汪老的作品，而且老师是用朗诵的方式灌输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刚才大家都从文学的语言去讲，确实感觉他的语言非常细腻，而且融入了文言文、白话文很多的语言，流畅，像昆曲一样婉转细腻，有那个气韵在。

　　我更多想讲的是他对我们生活上的影响，就是对平凡人生的影响。因为当时我们只有十六七岁，当时可阅读的东西是有限的。在十六七岁阅读汪曾祺的作品，就在想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就是人间万物自有深情，你可以看到他对人的那种深情，对事物的那种深情，每一个小人物都印象深刻，你会记在脑海里。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芦苇荡

　　他的一些文章里，始终有一种比较自在、豁达，笑对人生的态度，这个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另外，就是对生活的审美。就刚才说的留白，从我17岁到现在40多岁，这三十年其实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同学也有做生意的，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从一个农村的小姑娘要成家生孩子，然后做事业，忙得满天飞，每当非常焦虑的时候，特别颠簸的时候，晚上回到家里面，就安安静静看一下汪老的书，就重新回到那个非常安静、自得的年代。

　　还有，我也是很幸运的，因为我见过汪先生。那时知道他去温州，我这个人胆子一直比较大，就想方设法想去见他，然后就带上我自己写的文章，去招待所敲他的门，汪老的太太也出来了，我说我喜欢你的书，所以我来看你，然后他们两个就把我叫进去了，汪老还很认真地把我的文章看了，然后告诉我哪段写得好，这里又该怎么写。

　　他当时真的是很仔细的，有一段写的是“雨水滴湿了我的湿，也滴湿了他的鞋”。他说这段写得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写的是大学恋爱时的牵手，在梧桐树底下，当时在下雨。当时双方没有对视，但是有看到雨水滴湿了对方的鞋，汪老说这段写得蛮好的。

　　今天看他的画，这么多年的记忆又跟画联系上了，尤其是看他有一张手稿。他的手稿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留白、呼吸、节奏，他有很多留白，就是给你一个空间去思考，你看他的格子，就是他有很多的留白，然后你脑子里会有想像的画面，尤其是今天这样非常焦虑的年代，你回去看一下老的作品，然后想一想是不是人生需要慢下来，自我清理，给人生一点留白。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他让我看到，每天带着一个好奇的心去生活，包括他喜欢去菜场，他说看到红红绿绿的就很开心，包括他每次挫折以后，有淡淡的忧伤，同时又开始很乐观的，有一种自我调侃的心态。所有的一切，其实是印在我们生命的血液里面的。所以我想用亲身经历，用三十年的阅读者来讲这段话。

　　汪曾祺手稿

　　读者：我是媒体记者，当年在浙江日报驻北京站，当时地方媒体在北京约稿，知道的大家，我基本上都跑过。有的地方让人很生气，我觉得印象最好的还是汪老的家里面，问他时，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怎么走。然而现在想来我比较遗憾的是，当时他说我画幅画送给你吧，我就说我不要画，你给我们写篇文章好了，因为我就是来约稿的。然后他给我写的文章是怎么做菜，给我写了两篇。当时也是非常感动，当时北京有两个人给我印象特别好，一个是汪老，一个是高占祥。刚才杨振宇说到一个士大夫跟文人气，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区分的。但他身上肯定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气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地方，像以前说的那个文人气或者士大夫气，他们的生活肯定是不一样的，刚才说他这样的气质到他这代为止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杨振宇：不是。

　　顾村言：我也觉得不会的，中国文化传承发展数千年，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有一些断层也只是暂时性的。总的一定会有真正的传承，也有巨大的创造的。

　　读者：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刚才提到汪老的文章让我们变安静。包括汪老自己也说安静是很重要的，包括他写作的习惯，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地想像。我们知道坐定是中国的修身养性之法，我不知道汪老是因为写作安静地想像，还是有刻意地去坐定？

　　汪朝：没有刻意坐定。因为他独自思考的时候，你再进行任何打扰，对他就不发生作用了，他就想他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想什么呢，他就白你一眼，然后继续想他的。他在想他的事，不能断了。有时候他想了一段，觉得应该买菜去了，就买菜去了，不会因为这个就影响别的。

　　他喜欢喝酒，就是自己倒了自己喝。他把酒拿出来，别人喝得不多，他喝得比较多些，有时汪朗陪他喝，他喝完酒一般就睡了。

　　顾村言：汪老的最后住院、辞世与酒是有关系的，他走得还是过早了。但就像刚才那位读者讲的，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其实是最重要的，他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有所寄。其实不说文艺评论或者文学创作的高度，他就像苏东坡一样的，通过文字，让人亲切，感觉他就是一个身边的人，是老师也是朋友，没大没小，可以把他当朋友一样。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座谈会让人很温暖，尤其是浙江美术馆举办这样一个展览，通过文与画，可能最重要的是真正走近汪曾祺，走近中国文化中一直相承的那份悲悯、淡然、安静与悠远。

汪曾祺书法《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局部）

汪曾祺速写小像    顾村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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