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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教父Eskenazi致函庆祝保利拍卖十五周年:乾隆御制精彩亮相

时间:2020-9-23 11:51:36  来源:北京保利拍卖

  Eskenazi:中国古董教父,世界顶级的东方艺术商行之一。埃斯卡纳齐家族生意于 1923 年在米兰创立,他们的名号逐渐成为东方艺术权威的同义词。朱塞佩 · 埃斯卡纳齐是公司 50 年来的负责人,他对东方艺术的深刻了解与热爱在业内几乎无人能及。埃斯卡纳齐的客户包括全球 80 余所重要博物馆以及部分私人藏家。

藏家寄语

  祝贺保利拍卖15周年。这一次的庆典实至名归。这些年,你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你们经手了许多顶级的瓷器与工艺品,有些出自西方的重要收藏,有些出自重要的中国收藏。

  每当收到你们的图录,看到你们能征集到如此多超顶级的拍品时,我都经常感到惊喜又意外。

  再次祝贺,并预祝前程似锦。

  ------Giuseppe Eskenazi

  清乾隆  霁红及窑变釉描金御题诗社稷长春纹胆瓶

  “乾隆年制”款  H32cm

  备注:英国约克郡私人藏家收藏

  瓶小口直颈,溜肩鼓腹,下腹部内敛,圈足;周身施匀润霁红釉,足内以矾红彩书“乾隆年制”四字双框篆书款,余处施松石绿釉。整器以金彩装饰,口部、颈部及近足处分别绘夔龙纹、变形蕉叶纹、如意云头纹等;瓶身主体一面以金彩绘月季、谷穗、桂花等祥瑞花卉植株,另一面书乾隆御题诗。乾隆曾于诗中赞曰,“胆瓶、纸槌瓶,皆瓶式最佳者。”此器形制规整,展现最佳瓶式之端庄贵雅。描绘五谷源自《嘉禾图》之传统。嘉禾谷穗,乃民生之本,关乎江山社稷。雍正元年,蒋廷锡曾绘饱满之谷穗于《四瑞庆登图》,与此瓶所绘相类,皆有太平丰收、社稷永固之美意。嘉禾配以馥郁之桂花、四季芬芳之月季,象征江山万年、登科夺冠、四时长春,是对盛世之庆贺,亦寄托着一代圣主之殷殷企盼。

  明宣宗绘 《嘉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蒋廷锡绘 

  《四瑞庆登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瓶身所书为弘历所作《上林花气》:“户外春光到几分,嫩红新绿间缤纷。清浮玉露琼葩润,芳透珠帘沉水焚。散彩偏承晴旭照,飘香多为惠风熏。锦丛绣径经行处,蛱蝶惊飞已半醺。”诗前书“乾隆御制”四字,并绘“乾”“隆”二字篆书方章。读之如见春色满园芬芳,蛱蝶翩跹,惠风和畅。此诗收录于《乐善堂全集》卷三七。乾隆二年,弘历谕旨发行《乐善堂全集》,收录其居藩期间的诗文作品,集中反映了年轻皇子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及闲适恬淡的心境。收录诗文除用于瓷器,亦常用于装饰其他工艺品。此类器物主要以大型陈设器为主,另有少量的壁瓶、鼻烟壶、笔筒等,诗文多配以花卉图样。乾隆十七年清宫档案载,“十月十六日,总管王常贵交御制诗四套。传旨,着赏唐英,嗣后烧造瓷器,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拣选烧造,不必用乐善堂集诗文。”由是可知,题写《乐善堂全集》收录诗文的瓷器,当做于乾隆十七年及以前,即厥功至伟的唐英督陶期间。

  唐英自雍正六年起至景德镇监督窑务,后历监淮安关、九江关、粤海关,曾在景德镇“杜门谢交游,萃精会神,苦心勠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乃清代历任督陶官中成就最高者之一。此瓶展现出的绝佳创造力、极高制瓷工艺,彰其斐然成就,亦只有唐英,方能有此稀世珍品。

  本器于放大镜下观之,得见霁红釉上、金彩之下,隐隐呈现窑变之蓝紫色,精罕绝妙至极。推测其制作工艺为:胆瓶成坯后,施铜红釉,待釉面阴干,以钴料蘸水写诗文、描绘纹饰,入窑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后以金彩作点睛之笔,再次入窑烧制。如此多次上釉、多次入窑,方成此器。其文字的笔画转折和纹饰面积较大之处,钴料较多,形成比较明显的蓝色,边界则有蓝红虹彩渐变,非上手细观,无以体会其绚烂,设计构思之巧、成效之佳,令人惊叹。

  放大镜下可见其釉彩局部

  雍正七年,监督窑务不久的唐英派心腹吴尧圃调查研究钧窑配方,并称其成功与否,关乎钟鼎尊罍之国宝重器。窑变釉便诞生于此时,为仿宋钧釉创烧之新品种。其釉面多呈现红、蓝、紫、白等色,偏红的称为“火焰红”,偏蓝的称为“火焰青”。《景德镇陶录》有云,“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浑然天成者,变化莫测,有妙手偶得之美,但于瓷器烧制而言,则颇难掌控。或许正是因此,窑变多见整器施釉,如此器以火焰青之法绘制纹样,且线条、字体笔画清晰无晕散,乃欲以人巧,营造、控制天工之美,自是难上加难,彰显出对火候控制的至高水准。纵观清代瓷器,霁红、窑变、金彩装饰皆时常得见。然如此器将三者结合于一身,充分发挥每种釉彩之效,乃至营造出新的艺术审美境界,堪谓凤毛麟角。嗣后历朝,再无复见,乃制瓷工艺巅峰的绝品!

  故宫博物院藏一同时期佳器,尺寸略大(高48cm),同样以金彩装饰,所绘纹样及御题诗与本拍品如出一辙,见《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器》,北京,2016年,图版42。但其器身仅施窑变釉,足内施酱釉,“大清乾隆年制”刻款描金,工艺相对简单。诗前同样书“乾隆御制”四字,诗后钤“乾隆宸翰”“惟精惟一”金彩方章。

  清乾隆 窑变釉描金题诗花卉纹胆瓶

  故宫博物院藏

  香港佳士得,2005年11月8日,编号1313,成交价:HKD 19,160,000

  遍查资料,相似装饰手法似仅见另二例。其一与本器无论器型、装饰手法及纹样题诗皆极为相仿,底款或也出自一人之手,曾上拍于苏富比纽约,1983年12月7日,编号373,后为费莉斯女士(Ruth P. Phillips)收藏,并于佳士得香港2005年11月28日再次上拍,编号1313,成交价1916万港币。此后由知名收藏家庄绍绥先生雅蓄,见《中国瓷器 庄绍绥收藏》,香港,2009年,图版67。其尺寸(高35.2cm)与本品(高32cm)相当,口沿处略去夔龙,近足处多绘变形莲瓣纹一周,御题诗前同样书“乾隆御制”四字,诗后钤“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二章,纹样布局与本拍品似有对称之

  清乾隆  霁红釉窑变描金御题诗花卉纹胆瓶

  庄绍绥藏品

  另一相似器为雍正时期小胆瓶(高19.9cm),霁红釉上以金彩绘松竹梅岁寒三友,仅口部金彩下可见窑变光晕朦胧之效,当为初创阶段之作,底书雍正六字青花双圈款。其曾上拍于佳士得纽约,1994年6月2日,编号324,后为望星楼收藏,见《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 望星楼藏瓷》,香港,2004年,图版39。

  清雍正  霁红釉窑变描金岁寒三友胆瓶

  望星楼藏

  此器底部所书双框四字篆书方款,书写规整而不失书意,极为少见,仅在品级极高的器物上偶见一二。相似仅见蓝料彩书就,如故宫博物院藏黄地开光题诗山水人物图方茶壶,见《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器》,北京,2016年,图版81,其绘工颇具洋彩风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几件珐琅彩及洋彩器上,亦见写法微异之四字篆款,见《华丽彩瓷 乾隆洋瓷》,台北,2011年,图版4、38、42。

  清乾隆  磁胎洋彩玉环蒜头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御制芙蓉三羊开泰“敬业”玺

  3.3×2.1×6

  印文:“敬业”

  备注:张群先生旧藏

  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三十六

  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三十六


  皇帝玺印与其它种类的宫廷遗物相比数量极少,可谓凤毛麟角,代表了当时艺术品制作的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玺印在制作过程中皇帝都直接参与,故其能真实地反映出皇帝们的思想状态、性格特点、生活情趣和文化修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该玺为寿山芙蓉石质地,椭圆形,随形雕三阳开泰钮。通高6.6厘米,印面2厘米,纵3.4厘米。印文为阳文“敬业”二字。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皇帝宝玺的真品。作为乾隆皇帝御用小玺,此玺的刻制有其特殊的背景。

  该玺是乾隆皇帝早期御用小玺之一。由于和乾隆皇帝早期的学习交游经历密切相关,只有对此有所了解,才能充分认识该玺之于乾隆皇帝的意义所在。此玺也让我们看到了帝王冷峻威严的面孔背后相当温情的一面,其间隐含着的亲情和友情,实在是不多见的。通过对它的考察,可以丰富我们对乾隆皇帝此类小玺的认识。(郭福祥)

  清乾隆  御制黄水晶“德日新”、“所宝惟贤”、“乾隆御笔”组玺三方(原配紫檀印匣)

  2.6×1.4×4.3;

  2.1×2.1×4.6;

  2.3×2.3×5

  印文:“德日新”、“所宝惟贤”、“乾隆御笔”

  备注:法国藏家旧藏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十七

  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十七

  清代皇帝的宝玺,绝大部分得以保存至今,种类齐全,体系完备,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清代皇帝自身的性格特点、生活情趣、文化修养,成为难得的宫廷史研究资料,而其中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组黄水晶“德日新”组玺,从印文组合的方式来看,应是乾隆皇帝在位早期制作的重要组玺之一。

  此套玺印为黄水晶质地,异兽钮,附紫檀木原装罩盖匣。印文分别为“德日新”、“所宝惟贤”和“乾隆御笔”。其中引首章“德日新”阳文,印面长2.7厘米,宽1.5厘米,通高4.4厘米。压脚章“所宝惟贤”阴文,印面2.15厘米见方,通高4.7厘米。“乾隆御笔”阳文,印面2.4厘米见方,通高5厘米。此套玺印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套玺印为乾隆皇帝宝玺的真品。无论是组玺的组合方式还是组玺的内容都显示出乾隆皇帝玺印的基本特点,以及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和为政情怀。乾隆皇帝将“德日新”和“所宝惟贤”放在同一组玺之中,决非随意而为。只有将其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明了乾隆皇帝选取如此印文组合的真实意图。

  不仅如此,更近一步的是,乾隆还御笔亲书“德日新”匾悬挂于紫禁城建福宫后之敬胜斋内西室。乾隆五十四年乾隆皇帝还特意写下了《德日新室示志二律》的诗作,诗中有“敬胜斋中室,久名德日新”之句。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此套组玺看作是宫殿组玺,只不过与后来宫殿组玺的组合方式稍有区别,显示出其早期组玺的特点。

  此套“德日新”组玺应该是乾隆皇帝常用的小玺,在清宫所藏的书画作品上可以见到其钤用的痕迹,只不过三方小玺很少同时出现在同一幅作品上,而是分开来钤盖的。其中《题明董其昌杂书》册题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钤二玺均完好。在钱维城的画作御题中,“乾隆御笔”玺未变,“所宝惟贤”玺右上角已经磕缺。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离骚经》册御题后面“乾隆御笔”玺仍未变,而“所宝惟贤”玺右上角和右下角则均已有微磕缺,其残缺状况与该玺的现状一致。另外在一份乾隆四十一年分查养心殿等处物件并呈热河随围备带物件清单中,也有此套组玺的身影,“德日新一方、所宝惟贤一方、乾隆御笔一方,俱水晶,三方一匣”,说明乾隆皇帝在外出巡幸时,此套印章也是随侍的物品之一。从上面的钤用记录和印章残缺变化情况,可知此套玺印的钤用频率是相当高的。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乾隆初期共用不同材质刻制了四套“德日新”组玺,印文都是引首“德日新”,压脚“所宝惟贤”和“乾隆御笔”。其中北京故宫现存一套,另外三套全部散佚出宫。而在散佚出宫的三套中,只有此套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包括盛装的紫檀罩盖匣都原封未动,殊为难得。(郭福祥)

  清雍正  张在辛刻 张廷玉自用芙蓉石狮钮方章

  来源:日本关西地区重要藏家旧藏

  印文:张廷玉砚斋氏

  边款:辛亥重阳,相印轩主仿汉铸印,年八十有一。

  出版:

  1:《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清初印风》P33,重庆出版社1999年12月。

  2:《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清代徽宗印风》上册P95,重庆出版社1999年12月。

  张在辛(1651~1738)字卯君,字冤公,号柏庭,又号子舆,山东安邱人。清篆刻家,贞子。康熙二十五年(1686)拔贡生,授观城教谕不就。筑园城隅,偕在戊、在乙两弟及群从讨论风雅。工篆、隶,雍正十三年(1735)隶书送若干亲家分闱江南诗,时年八十五。兼精刻印,画入逸品。家有墨宝楼,喜收藏书、画、古玩。有印相轩印谱,著隶法琐言、隐厚堂诗集。《清画家诗史》、《隶法琐言》、《画石琐言》、《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再续印人传》。清初大诗人王士禛在题赠诗中称赞道:"苕苕三玉树,挺生东海隅。"此"三玉树"就是指张在辛和他的两位弟弟张在戊(申仲)、张在乙(亶安)。三兄弟治印不仅深得家传,张在戊还有幸得到程邃的亲授。文人篆刻风气至清初从苏皖地区逐渐向北方渗透,张贞及在辛兄弟的出现,使齐鲁印坛摆脱了一片荒芜的状态,并由此成为当地篆刻艺术的标帜。像山东籍印人高凤翰、聂际茂、郭伟绩等,皆师事张氏。郭伟绩在《松筠桐荫馆集印》自序中称:"安丘张氏三先生以平妥见长,远近篆刻家悉宗之,遂为当时印学师范。余自幼数过渠丘,谒卯君、申公、亶安三先生,观其全谱,因求其操刀之法,先生乐引后学,一一指示无倦色。"张氏兄弟一门风雅,自为师友,所作用刀娴熟,朱文取法元人与林皋,秀逸工稳,兼参六朝朱文,风骨劲健,白文印古雅醇厚,直逼秦汉。张氏兄弟不仅篆刻风格相近,且勤于奏刀。康熙五十九年(1720),三兄弟辑自刻印二千余方,成《张氏一家印存》

  清雍正  张在戊铭 张廷玉自用芙蓉螭钮“澄怀园”椭圆印

  来源:日本关西地区重要藏家旧藏

  印文:澄怀园

  边款:乙巳八月,上赐居戚畹旧园,庭宇华敞、景物秀丽京师所未有也。园无署名,因忆康熙癸巳秋,扈从塞外。蒙圣祖御书“澄怀”二大字以赐。今所居之地,碧水涟漪、不染尘滓,于澄怀之意有会心焉?敬以二字名园所以志两朝圣主之恩,示子孙于不忘耳。廷玉恭记,则葊氻石。

  张在戊(1668--1738),张贞仲子,字申仲,号则庵,例贡生,书法篆刻皆工,曾集汉唐以来官私印玺体式各为传注,著有《郁栖书话》《篆刻年历》《宝典》四十八卷 。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康熙末年,整治松弛的吏治,后又完善军机制度。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此次保利15周年拍卖会禹贡专场,有幸徵得两方源自东瀛,十分罕见的张廷玉自用印。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朝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康熙末年,整治松弛的吏治,后又完善军机制度。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身世显赫横跨康雍乾三朝为官,实可谓位高权重。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也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其一是张贞长子张在辛为张廷玉所制名号,印文:张廷玉砚斋氏,署款:辛亥重阳,相印轩主仿汉铸印,年八十有一。施篆者张在辛(1651~1738)字卯君,字兔公,号柏庭,又号子舆,山东安邱人。此印经由《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清初印风》P33、及《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清代徽宗印风》上册P95两本重要印谱著录,而且原印与印谱的比对,大小完全一致,笔划亦十分吻合,诚然可信。

  其二是张贞仲张在戊为张廷玉所制堂号印,印文:澄怀园,边款:乙巳八月,上赐居戚畹旧园,庭宇华敞、景物秀丽京师所未有也。园无署名,因忆康熙癸巳秋,扈从塞外。蒙圣祖御书“澄怀”二大字以赐。今所居之地,碧水涟漪、不染尘滓,于澄怀之意有会心焉?敬以二字名园所以志两朝圣主之恩,示子孙于不忘耳。廷玉恭记,则葊氻石。张在戊(1668--1738),张贞仲子,字申仲,号则庵,例贡生,书法篆刻皆工,曾集汉唐以来官私印玺体式各为传注,著有《郁栖书话》《篆刻年历》《宝典》四十八卷 。

  此二印的特殊性在于,一为张廷玉六十寿诞之物,而另一则为其缅怀康熙帝及感恩雍正帝的真实内心写照。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二印的施篆者张氏昆仲,为康雍时期齐鲁地区的领军人物,传世作品十分罕见。平心而论齐鲁印派的形成和崛起,一方面填补了徽派、如皋派没落后浙派兴起之前的空白;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后来流派印的发展,从而使齐鲁印派成为清朝篆刻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且此二印有着极为详实可靠的史料记载,以及权威印谱著录,珍稀程度可见一斑。

  清中期  田黄“潘仕成收藏金石文字之印信”章

  2.8×2.8×5.8,重113g

  印文:“潘仕成收藏金石文字之印信”

  备注:天津重要藏家旧藏清乾隆

  田黄“皇十一子”方章

  1.9×1.9×5.3,重44g

  印文:“皇十一子”

  著录: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记》上册P225-18,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

  钤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绛帖》分装十册,每册两卷

  爱新觉罗?永瑆(1752-1823),号少厂,一号镜泉,别号诒晋斋主人,满洲爱新觉罗氏,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第十一子。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异母兄。是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列的清代皇室书法家。对其书法的评价,有杨翰《息柯杂著》谓:「王得窥内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故书法大备如是,大抵皆从帖中问津,未深究古碑耳。」(清)礼亲王昭槤《啸亭杂录》谓:「永瑆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时内监。言其师少时犹及见董文敏用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广推其语,作拨灯法。」又说:「永瑆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论者谓国朝自王若霖(澍)下,一人而已。」《息柯杂著》又谓:「诒晋斋书,素未究心,但知其从赵承旨上溯欧阳率更,虽偶涉诸家,终不离两家宗旨。集卷随手杂临,竟有脱尽町畦,不似本家笔意者。篆、隶亦有法度,盖书非一时,临非一家,不甚经意,而精神所寄,一一浑足,此无意胜于有意也。」善收藏。著有《诒晋斋诗文集》及《续集》、《随笔》、《仓龙集》等。《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有传。

  永瑆作为皇族,其书法的成就也得益于眼界宽、收藏广。乾隆间封为成亲王,谥号哲。嘉庆间任军机处行走,总办理户部三库。精于书法、善纂、隶体,曾书写裕陵圣得神功碑,作《拨镫法》,论述悬腕作书之法。富于藏书,因家藏有陆机真迹《平复帖》,遂名其藏书处为「诒晋斋」,另有「看云阁」、「听雨屋」,所藏多宋元旧刻秘籍,宋元代的书画,为一时之冠。藏书以经、史、子、集编次为目。曾题诗有「锦轴牙签富自夸,深居也说积书家。空巢未肯从东野,拈买犹须叹浣花」。藏书印有「皇十一子诒晋斋印记」、「皇子永瑆之印」、「成亲王」、「校理秘文」、「皇十一子永瑆鉴赏古书真迹珍藏之印」、「诒晋斋印」、「皇十一子」等。

  此印即为著名的「皇十一子」印,是永瑆的常用印,印材为田黄冻石,重43.8克。四方素材、顶部随型。呈桔皮黄色,萝卜纹清晰易辩,质感凝腻油润,色泽纯正,包浆古穆,抚之在手,有如羊脂一般温润。所刻印文「皇十一子」,篆刻手法为减地阳文,其布局从容,结字充和,剔地平整,是非常典型的清代宫廷印章刻法。在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记》上册P225-18中有明确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绛贴》上亦钤有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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