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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一2020拍卖会 | 藏地行旅:大师都是旅行家

时间:2020/10/24 14:40:47  来源:雅昌发布

  僧人推门,看见有外来人,样貌像西方来的白人。僧人颇感意外,此地是印度北部,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白人极少到访。
  交谈中,僧人内心骇然。因为眼前这位西方人,是用着熟练的梵语交流;从对话里得知,此人还精通藏语,曾数次往返中国藏区腹地。
这位西方来客,正是意大利藏学学者朱塞佩·图齐,他曾把这段经历写下。当读者看到这个故事,震惊程度恐怕还在僧人之上,惊叹于图齐的博学以及他的行走范围。
这个行走范围有多大呢?
  图齐自己说过:在这片世界上最令人心醉神迷的大地上,徒步了一万八千公里,人因其广袤空寂而顿觉卑微,因为那幻想揣度却未曾睹见而确然存在的神性无处不在。有近乎八年时光,是在风餐露宿中度过的。

  图片来源:电影《冈仁波齐》剧照

  当然,在雪域行走,自不限于图齐。实际上,每一位藏人都必然经历。
  中国西藏的独特高原地理,催生无数恶劣的风貌和自然环境。气压低、空气稀薄含氧量少自不待言,且大部分地区冰雪多,大雪、大风频繁发生;因此,藏人出行多需要跋山涉水,经常面对的是风雪日夜。
  事实上,在图齐远涉藏地之前的一千多年前,已经有多位大师在这片雪域游历,带来知识,传播艺术,拉开藏地文明展拓更新的大幕。跟这些早期大师相比,图齐的条件显然是更从容。
八世纪,莲花生大士入藏,建桑耶寺。
  此寺宏伟壮观,当时藏王赤松德赞看后惊呼,桑耶;此即为寺名来源,意思为非同寻常,不可想象。莲花生入藏和桑耶寺落成,是藏传佛教一个里程碑的标志。
  桑耶寺集汉、藏、印三种风格,很在程度上,这反映了莲花生的眼界和广阔游历。同时,也折射出藏地文化艺术所受到的影响,除了自身之外,还有汉、印等因素。

  桑耶寺  图片来源:古天一
  莲花生之后,阿里的仁钦桑波大师,少年时即到克什米尔游学。
  学后传经译经,奔走在喜马拉雅山脉两麓,同时请来了比他更年轻的印度僧人阿底峡大师。一个多世纪后,萨迦寺的八思巴大师,收到元帝的邀请,带着弟子阿尼哥远赴汉地蒙地。
  从莲花生到八思巴,这些大师的足迹之远,几乎是彼时交通所能到达的极限。
  在他们行旅游历的踪迹里,从中可以看到藏传文化艺术发展兴盛的轨迹。因此,佛教艺术受此影响下,兼容并蓄。譬如桑耶寺的建造,就融合了多地风格,令人印象深刻。自此以后,藏地相互影响的艺术成果可谓是星罗棋布。
  古代藏人的行旅,还有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转山。最著名的远行,当然就是到冈仁波齐朝圣。

  图片来源:电影《冈仁波齐》剧照
  藏人认为,围绕冈仁波齐峰转山是庄严而又神圣的,是朝圣之旅。
  因而每年都会有无数的人,从遥远故乡出发,行旅至此。有些人甚至用一步一叩的方式来完成这段旅程。
  冈仁波齐峰在阿里地区,阿里还有一个瞩目之地,就是托林寺。
  托林寺,是西藏佛教后弘期最早兴建的寺院之一。其特别之处,还在于托林寺的迦莎殿,系摹仿桑耶寺修建而成。两寺地理位置相隔数千里,这种仿建,当然就是古代藏人行旅与交流的结晶了。
  桑耶寺和托林寺的建造,反映了彼时文化融合的程度;它们在美学风格上的兼容并包,也是古代藏人行旅交流的体现。
  概言之,彼时藏地的艺术创作,既有可能吸收了印度元素,也有可能吸收了尼泊尔元素,更有可能同时兼融藏、印、尼等地的风格。这可能是取决于艺术家的行旅范围、行旅见闻。
  古天一本期拍卖会,释出一件西藏早期佛教艺术塑像,也许就是出自于一位游历广阔的大师或者艺术家之手。

  铜文殊菩萨像/13-14世纪/高65CM
  古天一2020拍卖会《缘起:藏传佛教艺术》

  ? 古天一2020拍卖会
  ? 时间:10月14至16日
  ?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宴会厅
  西藏早期铜文殊菩萨像赏析
  撰文 | 张雅静 | 研究馆员
  文殊菩萨是诸佛智慧的化身,也是佛教中常见的菩萨造像之一。谈到文殊菩萨造像,人们能够瞬间想到的往往是有宝剑、经书作为标识物,呈现跏趺坐姿的形象。而此像则为与众不同的站立姿态,这一形象特征,体现了西藏早期与周边多种文化的交融与互动。这也正是此像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文殊菩萨在大乘佛经当中经常是诸菩萨的上首,但其造像在印度出现却并不早。犍陀罗造像中已经出现了观音菩萨和弥勒菩萨,然而印度现存最早能确定为文殊的造像见于九世纪前后的埃罗拉石窟。文殊菩萨像的大规模出现,始于印度的波罗王朝。这一时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殊,从大乘到密教之文殊形象无所不有。其中一些文殊像,例如最胜文殊、五字文殊等见于后来的成就法记载。还有一些文殊形象尽管常见于波罗王朝,但不见于之后成就法文献的记述,例如站立姿态的文殊就是其中一种。波罗时期的立姿文殊常以左手于胸前持优钵罗花,花上有时承载经书,右手垂下施与愿印。藏传佛教继承了印度的佛教美术,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尊像系统。在藏传佛教中,文殊菩萨像多为坐姿,立姿的文殊菩萨多见于早期八大菩萨或者三怙主的塑像或石刻,单独的文殊菩萨立像并不多。
  在佛教传入西藏之时,西藏基本处于佛教文化圈的包围之中,与其接壤的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以及汉地等地区的佛教文化,至少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与佛教文化相伴相生的佛教艺术,在这些地区也都发展出个性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与宗教发展的需要,西藏的佛教艺术必然从各种外来风格中不断选择和尝试,也曾经受到来自印度波罗时期佛教艺术的巨大影响。波罗时期的文殊像具有多样化的姿态,但并非都被后世的藏传佛教造像所继承。在藏传佛教艺术早期,各种不同的风格和造像形式出现纷繁复杂的特征,但在14世纪以后,各种菩萨逐渐发展出具有各自特征的样貌和姿态,并逐渐固定下来,西藏最常见的文殊像为手持经书和宝剑的结跏趺坐像。

  这件文殊菩萨立像显示了多种风格相混合的样貌,是典型的西藏风格未成熟之前的造像特征。文殊身材健壮,比例协调,双腿直立于覆莲座上,右腿笔直站立,左腿稍稍放松。胸腹起伏的肌肉与饱满强壮的双腿有波罗遗风,但人物姿态和肌肉的刻画显得放松,缺乏波罗时期特有的紧张感和力量感。从文殊像的背后,可以清晰看到尊像的肩膀、腰、臀与双腿所显现的S形曲线,更具轻松柔美的气质。

  菩萨额头宽大,面部方圆,似连非连的眉毛,微微上挑的眼角,依稀可见波罗风格的影子,但眼睛、鼻子和眉毛等五官比例却不像波罗艺术夸张和突出,显示出更加温婉自然的风格。头上的冠叶有残损,但仍能看到兽面衔卷草纹装饰的三片花叶,镂空的雕刻,精巧华丽。头顶发髻原为单独铸造之后拼接,遗失之后留下清晰的孔洞。宝冠两侧装饰圆形花朵,外侧系有扇形花结,两侧垂下的缯带在耳侧又向上翻卷,形成富有动感的装饰效果。耳垂上佩戴大的花朵形耳饰,几绺头发搭在肩部。菩萨的项链还依稀保留着波罗时期的特色,由粗大的花鬘构成主干,等间距垂下小的花苞状饰物,这种样式常见于波罗时期菩萨佩戴的颈饰。臂钏与腰带上都有兽衔珠串的设计,这种装饰常见于藏西的佛教造像当中。菩萨下着多提,贴体的衣物似一层透明的薄纱,覆盖在菩萨双腿上,大腿上錾刻的花朵纹样鲜明华丽,小腿两侧的下装边缘填补了双腿之间和外侧的空隙,与造像头部和上身华丽的装饰构成平衡感。菩萨身体两侧的莲花枝蔓,从肩部绕肘,一直延伸到脚下的台座,用宽扁的铜条固定于体侧,这种处理手法常见于早期藏传佛教造像。

  菩萨左手于胸前作说法印,右手垂下,两指捏持枣形物。身体两侧各有花枝,左侧肩头的优钵罗花上置经书,右侧肩头只有优钵罗花苞。波罗时期常见立姿文殊,文殊左肩的优钵罗花上时有经书,但却没有后世藏传佛教中作为文殊标识的宝剑。因此这尊造像从图像特征上来说,与波罗时期的文殊造像有诸多相似之处,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垂下的右手所持的枣核形物,不见于波罗造像。而尼泊尔的早期造像中,常见尊神的右手手心有一宝珠形持物,这件文殊像右手的持物,或许是受到早期尼泊尔造像之影响。文殊的腰带随着腰臀肌肉的起伏束于脐下,正面悬挂小的铃铛状饰物,左侧系有绳结。腰带正面、背面和两侧各有兽面衔珠为饰,兽面口中垂下三条珠串,正中一条短的连珠悬垂,两侧的珠串各与相邻的兽面连接,形成一圈C形垂下的华丽腰饰。铃铛与珠串构成的腰带装饰,似有清脆悦耳的声色效果,也是对波罗时期装饰手法的继承。
  整体来看,此像体型较大,在保存至今的早期造像中为数不多,从侧面观赏身形宽厚,体量感极强。造像以朴实的手法表现了华丽的衣装,工艺有稚拙之感,与西藏早期像有诸多类似之处。图像特征上,与波罗时期的立姿文殊异常相似,同时也反映出尼泊尔造像的影响,能够瞥见此时西藏文殊造像受到周边佛教艺术影响之痕迹。从造像样式来说,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杂糅,反映了这一时期,西藏学习外来风格,逐渐形成自身特点的过程。因此,这尊文殊像为典型的西藏早期造像,从工艺、图像和风格上均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尤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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