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 《竹林七贤图》

01

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

　　魏晋在历史上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鲁迅就曾将魏晋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魏晋文学的异彩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与当时的社会有关，魏晋文人地位的提高、生活的丰富以及玄学的繁荣等，都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今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时期的风度与文学。

　　魏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重要的阶段，这时涌现出大批作家。建安时代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正始时代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中有好几位重要作家，阮籍、嵇康都是一流人物。

　　到西晋太康年间，作家更是成批涌现，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钟嵘《诗品·序》），这也就是说其时的领军人物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8位之多。这个提法不是很准确，张亢和潘尼比较弱，这里只取其他六君子也就可以了。

　　到东晋，作家更多，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大半辈子生活在东晋，晚年才入刘宋（宋齐梁陈之宋，不是唐以后的那个赵宋）。魏晋加起来一共大约200年，远远比不上汉朝的360年，而汉朝我们数不出多少作家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约也就是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这么几位。

　　魏晋社会风气和文学的关系，可谈的事情很多，下文就给人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略为谈一谈粗浅的观察。

仇英(款) 《兰亭雅集图》

02

魏晋文人受到“崇拜”

　　首先，魏晋文人的地位大为提高，很受关注，甚至出现了被追捧的明星式人物。

　　先前文人在汉朝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辞赋作家写赋歌功颂德，献给皇帝，而皇帝其实不大瞧得起他们，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这种情况要到汉末才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天下大乱以后文学显得很有魅力。曹丕说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既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又说不朽的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曹氏父子都很重视从事文学创作，三曹的诗各有千秋，曹植更是诗、赋、文三项全能，都达到一流水平。他们手下的文学侍从之臣不仅作品写得好，也都有相当的行政级别和社会地位。曹丕和曹植都能用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文人，读曹丕写给吴质的信、曹植写给杨修的信，就分明可以感受到他们主宾之间真挚的友谊。

　　到正始时代，“七贤”的地位更高，他们的“粉丝”很多。嵇康更成了社会关注的大红人。社会上的名人受大家的尊敬，一部分年轻人对名人特别仰慕，追逐不舍，其中最积极的分子，有时不免做得太热烈了一点，这就是所谓“追星族”。魏晋之际文化界的大名士嵇康和阮籍就曾有过一大批热烈的追随者，“于时风誉扇于海内”（《世说新语·任诞》）。仰慕嵇、阮之风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形成了文化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

　　这里有七贤的子弟，阮籍的儿子阮浑“亦欲作达”（《世说新语·任诞》），很想挤进七贤俱乐部里去喝酒谈玄，阮籍坚决予以制止。放达而要“作”，无非就是作秀、赶时髦、追星；阮籍的不肖之子根本不明白其父以及林下诸公的内心，只是拼命学他们的外表。东晋思想家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指出：阮籍不准阮浑加入林下之游，是因为儿子不理解自己。

　　当时追星一族里还有先前同七贤曾经有某种联系，后来也终于勉强挤了进来的吕安。此人是嵇康之友吕巽的弟弟，曾经长期追随嵇康。当林下诸贤因为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而分道扬镳之后，前七贤中只剩下嵇康和向秀坚持隐逸态度，这时始终紧跟的就是这个追住他们不放松的吕安。他们三个在一起打铁、灌园、漫游，形成所谓“竹林后三贤”。

　　不过吕安的水平明显地要差得多。当时向秀正在为《庄子》一书作注，拿出来给他们看，嵇康认为《庄子》不需要加注，而吕安则认为向秀的注释一出，则“庄周不死矣”。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向秀注《庄》无非是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对庄子的学说作了非常大的当代性修正。这就是所谓“六经注我”。吕安根本不明白向秀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从这里最能看出学术明星与其追星一族之间的重大差异。

　　吕安后来还干了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嵇康的下狱以至被杀，受他的牵连不小。所以，向秀写《思旧赋》的时候，只在小序里略为提到一下这个吕安，就立即把他搁置起来，专谈嵇康了。这里显然有些春秋笔法。如果只具追星的热情而不能自有建树，即使挤进了名士的圈子，也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另外还有一种人，本想挤进林下之游的圈子，没有搞成，后来竟反目成仇，肆意报复。这方面有一个最恶劣的典型，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阴谋家钟会。钟会出身名门，天赋甚高，理论思维能力很强，精练名理，写过《四本论》等理论文章，对于《周易》《老子》也钻研得很深。只要继续努力，本来是前途无量的，但他太急于成名成家了，花了很大的力气攀附嵇、阮以邀时誉。他曾经拿自己的手稿给人看，说是阮籍写的，大家很佩服，这事后来被揭穿了。

　　他对嵇康尤为紧追不舍，曾经带了一些朋友去拜访嵇康。嵇康正和向秀在锻铁，中间不能停顿，没有时间理会他，钟会只好很没趣地离去。这时嵇康忽然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则机智地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心里老大不痛快。这故事还有一种版本，说嵇康并不是完全不理他，而是请他坐下来以后再也没有同他说话。总之，钟会热情满满地登门拜访却遭到冷遇，弄得十分尴尬，大丢面子。后来他想请嵇康审读他刚刚写成的大作《四本论》，就不敢去见面，也不再带人，自己一个人去，大老远地从窗户里把稿子扔给嵇康。他追星的干劲实在太高了。可惜嵇康架子老大，对他的论文未作任何反应。几次遭到冷遇使钟会十分恼火，所以后来他一再向司马昭进谗言，直接导致嵇康死于非命。

　　作家们地位提高了，就有利于文学的繁荣。一味崇拜富豪，大家都急功近利，忙于求田问舍，文学是肯定繁荣不起来的。

明 陈洪绶 《竹林七贤图》

03

生活的多彩与玄学的繁荣

　　魏晋知识分子生活丰富多彩，出现了不少以“任诞”著称的人物。魏晋时代思想活跃，而随着庄园经济的繁荣，士人在经济上有比较可靠的保证，连陶渊明那样似乎比较穷的人，家里也还有一定的田产（《归园田居》其二诗里说过“我土日以广”）。

　　西晋有一个大学者皇甫谧，一直不肯出山，等到左思写出了《三都赋》而没有引起注意的时候，高官张华建议左思请皇甫谧写序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照做，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时声名鹊起，引起“洛阳纸贵”。

　　魏晋时代的作家很坦率。孔融说父母对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如果没有自己，天下不知道几人称王；又说皇帝封给他的土地不想多要，但军队不能放弃，否则自己就不安全。过去很少见有这样坦率的文章。陶渊明归隐之后坦然承认自己思想上有矛盾，在两种生活模式之间犹豫动摇，这就是他诗中之所说的“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毫无内心冲突而固守其穷，那是远于人情的。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心甘情愿地固守其节操，还在于他一向说真话，敢于暴露其真实思想。

　　魏晋名士特别强调对于真善美的感受和追求，一心一意过自己认为真善美的生活，各行其是，于是就成为多元的了。《世说新语》有《任诞》篇，其中好玩的事情很多。有一段说，阮籍的邻居是一家酒店，女掌柜很漂亮，阮籍就常去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老板娘身边。老板看了很有些怀疑，后来看看他倒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阮籍用一种纯审美的态度对待酒店的女神，他的做法在古代不免很有些怪异，就是放在现在也不大行得通。这就是所谓“任诞”。

　　《贤媛》篇讲起山涛的夫人要窥视她丈夫的两个好朋友———阮籍、嵇康，也采取比较奇怪的做法：“二人来，妻劝公（山涛）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返。”把这两个大名士人认真地观察了一夜，第二天向山涛发表了一通议论，说是“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山涛同意她的结论。这位山夫人也很有些“任诞”。怪诞一定是多元的。

　　“任诞”的背后是个性的张扬，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必要的素质。在精神上与七贤等“任诞”人物相通而行为毫不怪异的是陶渊明，他归隐后过的是很普通农村的生活，精神很自由，对他日后成为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代玄学大为繁荣，知识分子追求“玄心”形成风气。魏晋时代玄学达到一个顶峰，当时极其时髦的清谈就是以玄理为内容的学术论辩，名士们不仅谈谈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也实践其理论，追求对于功利的超越，这就是所谓“玄心”。

　　有“玄心”就可以想通人生的哲理，对于得失、成败、生死都看得非常之透彻。例如《世说新语·雅量》载，东晋的大文学家、书法家王羲之（逸少）青年时代对待相亲这样的大事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当时其他待选的青年都很矜持，王羲之却若无其事衣冠不整地躺在那里，结果反而被选中了。这就是“东床坦腹”这个典故的由来。

　　《世说新语·雅量》又载，淝水之战打了大胜仗，谢安当时在下围棋，看了信使送来的捷报以后，一无表示，继续下棋。这种超级的平静全靠“玄心”在背后支撑。谢安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高水平的文学家。

　　陶渊明也是以“玄心”著称的。例如他有名句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所谓“心远”正是典型的“玄心”。

　　过去的老式隐士往往遁入山林，远离人世的浑浊和喧嚣，防止污染，过遗世独立的生活，以为这样才叫隐居。而陶渊明的隐居却是“结庐在人境”，虽在滚滚红尘之中，却仍然可以保持心态的平静，对那些车马之喧充耳不闻。“心远地自偏”——这样的心正是玄远之心。如何才能做到“心远”？他没有作正面的解说，但用形象的描绘给出了益人神智的答复：“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人在自家宅院的东篱下采菊，眼却望着南山，又转而去看飞鸟：此即所谓“心远”。陶渊明不单是大诗人，也是大思想家。

　　陶渊明还有一首题为《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诗，更是他具有“玄心”的绝好文证。陶渊明家的住房失火烧起来了，被夏天里的一把火烧得精光，弄得“一宅无余宇”，他还心态很平静地浮想联翩，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这非得有超强的“玄心”不可。

清 任伯年 《竹林七贤图》

04

魏晋时代艺术觉醒

　　魏晋时代对美的追求（包括人格美和自然美）也形成风气，文学相当繁荣，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也都空前繁荣。

　　魏晋作家都有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大有诗人的气质。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强调“理”和“礼”，感情往往被压抑着，觉得这才是有修养，这是儒家的修养。魏晋时代的作家却不惮于流露感情。《世说新语·言语》里记载过两段有名的话：一是两晋之交的卫玠向江南撤退时说：“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一是桓温北征时看到自己过去种的树已经长得很粗了，流着泪感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使得卫玠、桓温这样的大名流激动不已。至于说到作家，则更是非常情绪化的人，例如西晋的刘琨，冲破重重困难到并州去当太守，写过一首著名的《扶风歌》，感情色彩非常强烈。

　　又如东晋的王羲之，主持兰亭集会，事后将群贤所赋之玄言诗编为一集，亲自作序，其中也充满了感情，特别中间有一段道：“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感慨系之”乃是魏晋文人常常会有的情形，卫玠看到茫茫的长江感慨系之，桓温看到自己过去种的树长粗了也感慨系之，王羲之觉得盛会虽然让人高兴，但“所之既倦，情随事迁”以后，就转入悲哀了，便就此大发感慨。

　　魏晋作家感情世界非常丰富细腻，所以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抒情诗。先秦两汉的诗当然也是很有感情的，但汉代的诗，无论是民间的乐府还是文人创作，叙事的成分比较重，而到魏晋以后则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抒情为重的道路。

　　魏晋诗人带着强烈的感情追求美，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人格美和自然美两种。当时“人物品藻”非常热门，对人物的评论固然也会提到他的外表，而更为重视的还是精神气质、人格之美。《世说新语》中这方面材料很多，在《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篇尤为密集。许多评语都用景物来形容人，例如“萧萧如松下风”（嵇康）、“清风朗月”（许询）等等。风神潇洒、超越物象、远离庸俗世情、不计生死祸福，是当时人们非常看重的一种美；行书和草书在这时大行其道，也是很自然的。

　　魏晋人的感情同山水自然发生很密切的关系。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造化与心灵打成了一片。他的儿子王献之有名言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晋简文帝入华林园，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

　　他们都将自我与自然打成一片，用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论风流》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以他自己的情感，推到万物，而又于万物中，见到他自己的怀抱……在此感触中，主观客观，融成一片。”这样就为山水画、山水诗的繁荣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总起来看，文人地位的提高，生活的多彩，玄学大为繁荣，人们普遍追求人格美和自然美——这些形成合力，就很自然地大大促进了魏晋文学的繁荣。当然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也有不少弱点和问题，而我们关注文学史主要是接受精华，从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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