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在“百年老街”画到晚上，只剩下一个人。

　　杨明个子不高，左边的肩背向后凸起，从左侧看去淹没了脖子。

　　夜已深，录音机里放着歌，大芬油画村的游人少了，杨明在村内的巷道的墙壁上搁着画板作画，渐入佳境。有时候他会从白天画到凌晨两点。

　　杨明是贵州安顺人，今年31岁，2008年来到深圳大芬油画村画画，是一名墙壁画工。因为小时候摔伤，他左侧的背部再也没有挺直过。

　　他所在的大芬村曾有扑鼻而来的名字——“大粪村”。它本来会隐没在深圳的东南旮旯，人们也不会设想它跟达芬奇、梵高、毕加索有什么关系。

　　直到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将商品油画引入这个狭小的客家村庄，在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产生了油画工厂的艺术流水线，从复制和出口西方的知名油画起步，由资本驱逐画作的速度和品相，逐渐有了“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名号。

　　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主任刘亚菁解释称，大芬村空间狭窄，一些画商和画工就利用楼与楼之间的过道进行作画、展示和销售，久而久之形成较大规模的墙壁画廊。

　　超过500名画工依靠墙面画廊维持生计。两堵相对的画墙距离有时甚至不足一米，老电线纠结缠绕，巷子里散落着颜料，画板和待吹干的成品，成为大芬村独特的经营生态。

　　在由画工、画师、画廊和画商构建的制售产业链中，画工处于最底端。他们被画廊雇佣或接受画商订单作画，靠的是“走量”，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经过层层倒手和漫长的运输后，画作最终出现在国内各地和海外的画廊中。

　　喜欢画画，不回（老）家，想当画家……这些是杨明内心重要的事情，不容轻易打破。他曾几年一分钱不赚跟着学画和帮老师接单；无法温饱也不敢跟家人联系，家人差点以为他失踪；旁人称他为画工，他会不舒服，哪怕是复制的画，他也坚持每张都不同，包含了再创作。

　　巷道既是画工作画和生计的附依，也是消防安全通道。今年5月下旬，深圳龙岗区开展“拔钉”行动，大芬村所在的布吉街道称，将集中整治小作坊和巷道安全隐患。6月末的整治拆除了大芬村的几堵画墙。对杨明来说，他可能要寻找新的出路。

深夜，大芬村巷道里有许多不眠不休的“中国梵高”。

　　拆墙

　　深圳大芬油画村的村口有座铜制雕塑，是一只手握着画笔，笔尖划向天空。

　　大芬村的中心主街叫老围，分列主街两侧的被称为老围东和老围西，有近万人零散其中。

　　老围东十四巷，原先有的卷帘门都已被拆除，6月23日，老陈眼巴巴看着从墙上摘下的画作被丢在一旁的垃圾桶边，有些失魂落魄。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就靠几个画廊，我们肯定被人宰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画单，我们也会混不下去了。”老陈在墙壁被拆的当天接受财新网采访时称。

　　之后流言四起，有人说老陈疯了，有人说他病了，有人说他就此退出画工圈了。

　　秦国利的画墙离老陈的不远，替他辟了谣，“他还常回来买框卖画，只不过不在这里画了，去了南坪。”他忘记了老陈的名字，却能在手机里一下检索到他，搜出来的是一个标注为“欠800元”的手机号码。

　　秦国利看到老陈的遭遇，选择将旧画处理掉，“该卖的都卖了，最便宜的一块钱一张。”

　　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回复澎湃新闻称，为了提升大芬油画村的城市环境品质，规范其经营秩序，消除安全隐患，近十年来大芬油画村的政府职能部门曾对大芬村里的乱搭建现象进行了多次拆除，但却出现了多次回潮的现象。

　　2017年5月，深圳布吉街道相关部门排查后称，大芬村油画存在83处巷道乱搭建雨棚、乱摆卖占道经营等现象。148家木框和玻璃加工场产生大量木粉易引爆，室内电线乱接乱拉，消防设施简陋，有严重消防隐患。

　　摄影记者、纪录片《中国梵高》导演余海波从2004年起关注大芬村，“那时大芬是一个做订单加工的油画工厂，整个村基本每个出租屋里都是一个画室。”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大芬村的海外订单骤减，这给了大芬的油画流水线一记沉重的打击。

　　这一年，杨明和其他三个学画画认识的朋友在大芬附近一起合租了一间房，作画、睡觉。“那个时候我们对大芬都不熟，就画了拿大芬这里卖。发现自己画的画一张都卖不掉。”

　　杨明遇到过打击人的老板，但凡拿画给他看，对方就哼哼，“就是觉得你画这个画也能卖？”杨明捕捉到了对方的意思。

　　杨明的两个室友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大芬，再也没回来。

　　“那两年过年都不敢回家，电话都从来没打回家里面过，家里面还有一个哥，有一个姐嘛，我哥就以为我失踪了，还说准备找一帮人来广东找我。”他对家人感到愧疚。

　　他没想退缩，就到处找老师学习，去东莞帮人画订单，边画边学；他也找过一个专门画中东战马的湖南老师，但因对方离开大芬而告终。

　　那以后，杨明也能稳定地接单了，“就慢慢给人做，回单就越来越多，多到自己都画不完。一天你要想赚到两百块的话，肯定要画到晚上两三点，好辛苦的。”

　　2008年后，解散的流水线画工陆续另谋出路，承租画廊的转让费太高，租金相对低廉的画墙开始风靡。从老围东一巷、二巷开始，蔓延到整个大芬村。房东发现这一商机，也把画墙当做店面来租，租金水涨船高。

　　大芬村老围东一画廊的画师在地上吹画和晾画。

　　画墙是画工们经逐渐改进而形成的：他们先是在墙面钉上木条挂画，接着弄个帆布遮住。看没人管就把帆布换成铁皮卷帘门，巷子再封上天花板，装上灯和风扇，还有的巷子口两端用帘子挡上。一条巷子最多时挤着五六个人作画，行人通过时需要反复侧身让位。

　　一个临街商铺画廊，转让费从5万到10万元不等，租金从200到500元/平方米不等。而一个“墙壁画廊”，大部分是初次经营，只要房东允许，自己投资三五千元就可成型，月租不过500到1000元。

　　杨明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墙壁画廊”，租金和日常开销对他来说已是不小的压力，但想着能比在家画赚得多，他也将画墙租了下来。

　　他对自己的形象和技艺都没信心，一个月来画墙两三天，直到朋友们陆陆续续多了起来，他才放宽了心出来作画。出来后他有了意外收获，“这（大芬村）里面有很多画得好的人。那个时候我发现好像问人家，人家都愿意教。”

　　他在这里遇到一位老师，专门在画室里教些有残疾的画工。“好像摔了这一跤我也挺幸运的，因为别人他都不收，他就只收我们这些身体有点残疾的。”杨明有些开心。

　　租让

　　7月13日，墙壁画工吕彦跟记者正聊着，接到一个电话便打招呼说要离开一下。

吕彦在给打印的画作上色，偶尔也会画一些行画维持生计。

　　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从西安美院毕业后就来大芬村了，本来在家接单，直到有了画墙。

　　这次听闻画墙可能拆除，吕彦急着去看大芬村内转让的铺位，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转让费八万，面积比电话中所述小一半，所处位置也较画墙来得偏。

　　在大芬租画廊铺位，除了租金之外都需要交一笔转让费，从而获得转租权。因租金年年攀升，转让费也水涨船高。“房东转给二房东，二房东转给三房东，三房东再转给我们，第三手要给前面两个喝茶费，就慢慢往里面加钱。”秦国利说。

　　最初在大芬村租房是一件很便利的事情。

　　“这个城中村闭塞、脏乱，刚来大芬的时候，这里的房子很破旧，还有稀稀拉拉的一些摆地摊的菜贩，”墙壁画工李红民回忆，也正因此，房东没有太多的溢价空间。

　　李红民从1991年就从老家湖北武汉来大芬周边画画，时常会去大芬村，两年前才有了自己的墙面。

　　时光流转，大芬村名声鹊起。到2011年，深圳地铁三号线开通。村里的房租从两年涨50元变为每年涨100元。城里工作的白领也都纷至沓来，干净、收入高、对价格不敏感，房东们更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

　　租金和生活成本在涨，订单却没有明显增量。吕彦会画一些原创的机械写实油画，更多的时候，他在大芬村画行画养活自己。

　　行画是一种油画工艺品，以临摹名画为主。纪录片《中国梵高》的主人公赵小勇是大芬村画梵高画作最多的人，“在大芬这些一线画师们临摹复制都是为了生存、养家糊口，只有少部分去尝试原创艺术，我觉得画画就是一门语言，你把某幅画临摹到了极致了也就有它的价值了。”

　　赵小勇赶上了大芬最好的时候，订单是“噌噌”往上增加的，他从在家里自己画，到找亲戚搭手，再到雇人帮忙，直至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

　　但多数后来者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李红民过去从一个香港画商处接单画画，对方只做画古典画写实，要求质量非常严格，“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慢慢地一步步，心态和水平、耐心都得到磨炼，技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十多二十年。”

　　他中途看见有的朋友做生意发财，自己也有想过放弃画画。甚至有段时间做过传销，赌博过，但最终还是回归正途。他觉得“画画就像沼泽地一样，一脚踩进去，很难拔得出来。”

　　李红民年逾不惑还是单身，问他有没有觉得被画画耽误，他放下手中的画笔，拨弄起老爷收音机的换歌键。在拨了几十下后放了首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的《我们之间的爱》（this love we share），他听不懂歌里唱的“不能失去我们的爱”，但他说歌曲激越的调子和旋律能引起他的共鸣，给他激励，哪怕“晚上睡着的时候有感觉到特别窘迫，眼睛睁不开的时候还要打底，要交房租过日子”，他都觉得应该积极一点活着。

　　他两年前收养了一只流浪狗，“它不能吃咸的，不然会掉泪掉毛。”白天流浪狗会出去，每天十一二点会回到他的画墙，趴着陪他作画。无论白天走多远，晚上都会回来。

　　李红民说，如果画墙拆了，他打算租个画室继续画，招学生画画，“我五年级就开始学画画，我的老妈总是跟我说 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人要有自己的坚持。”母亲在生前反对他作画，一说起母亲，他眼里都是泪水。

　　逃避

　　听闻老陈的画墙被拆，罗仁东已经好几周没去大芬村开档了，他选择掩耳盗铃式地躲避。

　　46岁的罗仁东从小对画画感兴趣，2000年在东莞石龙的工厂里画油画，2005年6月揣着300元来到大芬，租房子都是赊账，整天都待在出租屋里接单作画，2009年后在大芬村开了画墙。

罗仁东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作画，满屋颜料味。

　　走进他在木棉湾的出租屋，未经收拾的画室显得有些杂乱，头顶上，两侧墙壁各打了数根铁丝线，它们齐齐横跨整个大厅。光景好的时候，订单多，每一根钢丝线都吊满了一幅幅尺寸各异的油画。那是刚画好或打好底的作品，全部吊在空中等着晾干。

　　他把几百张样片摆在地上，找出了三张让他在大芬村起步的画，分别画着玫瑰、郁金香和马蹄莲。他那时精力旺盛，一天画上三十张50cm*60cm的画，以10块一张的价格批发给画商，没日没夜地画，最终拿到了6000元的收入。

　　样片已经有些泛黄，或是沾上了颜料。他介绍着，顺势推给记者一把椅子让坐下，椅背沾上的颜料还没来得及风干，他一碰就弄了一手。“画画的地方总是弄不干净。”他笑笑，解释了现在精明的房东们都不愿租房给画画的人了。

　　家中的条件谈不上好。他有个冰箱，合上门后还要用绳子绑好，因为它一直漏冷气，但他懒得买新的。

　　屋内的空气也十分糟糕。油画颜料、松节水和煤油在挥发，最毒的当属油画速干水。油画一般是画完一层等风干后再上一层，层层推进。但画工们在早期批量赶画的时候会往颜料里掺入挥发性强的速干水，只为提高交货效率。

　　他没有买空调，开空调的话得紧闭门窗，味道更散不掉。只有风扇在一旁呼呼地摇着头。

　　罗仁东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也才11岁，今年从老家湖南来深圳度暑假。三个孩子一旦跑来围观他画画，就会被他骂走。他不希望孩子走他的老路，他知道画画这条路的艰辛。

罗仁东不让孩子看着他作画，他抗拒让孩子学画。

　　他想把还在老家上幼儿园的儿子安排到深圳上小学，但儿子不愿意，说要回老家跟姐姐们在一起。他的妻子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作，常常早出晚归，也会给予丈夫鼓励，对他的努力深信不疑，“哪一天总会赚钱的。”

　　罗仁东说，“画画的人生活没规律，单多时，可能饿了忘记吃，困了又不能睡。明天要交货了，今天你肯定要赶出来，有时候我最长是两天没睡觉，喝了17杯红牛、咖啡，想睡又睡不着了，一天画1000多块钱。”

　　低价的画非但不会赶走挑剔的客户，还偶尔拿走画工的尊严。秦国利倒不嫌赶工累，只是他受不了客户无休止地要求修改，“恨不得自己上手画”。“别人命令你的时候，就像把你放在洗衣机里面搅，按照别人的意思搓来搓去搞来搞去，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就像自己坐在老虎凳上，把你手绑起来，竹签往你手里插的那种感觉。画完了他让你改来改去，你忙了半天不按照他的意思改，你就数不了钱呐，大家都白忙了！”同为墙壁画工的李红民说。

　　也有人下个大单，等画完工后人又失踪了。起初，他们连订金都不懂去收，更确切地说是不敢收。墙面画工们怕丢失客户，不敢怠慢客户，更别提拒绝了。

　　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忧虑明天。“你一天没事，一天的开支多大，不是不能拒绝，是不好，要考虑自己的退路嘛”。

　　罗仁东们希望，龙岗区正推进的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综合发展规划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按照这个规划，未来几年，将以现有的大芬油画村为原点，周边1至2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规划建设包括美术馆、油画博物馆、专业演出剧场、油画培训中心及酒店等大型配套设施，与旅游部门合作开发大芬油画村的旅游资源，最终将大芬油画村建设成为国际化的油画生产基地、油画交易平台、油画展览中心、油画培训基地和油画旅游小镇。

　　7月13日上午，龙岗区和布吉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和大芬村墙面画廊的几位代表在大芬美术馆碰面座谈，一方面传达消防整改的要求，一方面也听取画工关于拆墙的诉求和想法。此前，双方也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沟通。

　　13日当天的座谈暂未有结论。如果大芬村的画墙保不住，罗仁东要重回原点，再找一间出租屋作画，毕竟同样的租金只能租到更小更破更偏的屋子。这种时候，他常会想起梵高，一生也没有卖出一幅画，备受生活折磨，他突然觉得自己还能靠作画混口饭吃，眼前这些不算什么。

杨明在给新画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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