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阳台帖》

　　唐代大诗人李白，自然是家喻户晓的“诗仙”。一提到唐诗，必以李白为冠;甚至一提到古代格律诗乃至古代所有的诗，都以李白为第一。中国是个“诗教”国度，诗是文化中的桂冠和标杆，李白以一诗人墨客却名声震宇宙，正是拜了这个几千年不稍衰的“诗教”的悠久传统所赐。

　　“阳台”还是“上阳台”

　　李白有一件《上阳台帖》为他传世唯一墨迹。世人一闻此书出于李白这位“谪仙人”，自是珍若珙璧。帖中词句为四言四句：“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但细细追究这个作为法帖地名的“上阳台”究竟是哪里?今天的学者已有考据，大致结论是，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在"阳台宫"寻访好友道士又是书画家的司马承祯。但到阳台观后方知司马承祯已仙逝，无缘再面，只看到司马承祯画在王屋山“阳台宫”上的山水壁画，据称高十六尺长九十五尺，画中有山涧丘壑云浮仙鹤，极为壮观，有感于此而书《上阳台帖》。从《上阳台帖》的文辞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表述来看，这样的叙述应该十分吻合。

　　但若如此，那么王屋山上的台名，乃是“阳台”即“阳台宫”、“阳台观”。而非是“上阳台”。若以“上”释为登上阳台宫，则在古汉语的一般用法，应是“登阳台”而不可用“上”阳台。因“上”字另有以卑奉尊以下承上之意，素以狂放不羁的“谪仙人”著称的李白，断不会用突兀之“上”来替代本可以人人得解的“登”。因而，“上阳台”绝不会是登阳台之意。且更可为佐证的，还有宋徽宗瘦金书“唐李太白上阳台帖”一行题签。明显也不是以“上”作“登”，而是“上阳台”三字为一名称。

　　唐玄宗时代，上阳宫在东都洛阳皇宫内苑之东，开元尚盛，至天宝之后渐趋冷漠荒寂。白居易有《上阳白发人》长诗，咏宫廷中诸多宫女被置“上阳宫”，与打入冷宫无异。在玄宗时，文献记载后宫侍女有八千之众，尤其是在白居易诗注中提到“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方存焉”。唐人徐凝诗《上阳红叶》“洛下三分红叶秋，二分翻作上阳愁”，亦是解为上阳宫安置冷宫怨女即“疏远之人”。白居易的诗是这样说的：“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都是“上阳”连缀，而非“阳台”连缀;更以“台”可通“宫”、“观”、“殿”、“阁”，本可以建筑名词置换者。李白正生逢开元天宝间，天宝元年742年曾供奉翰林，其间本有(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的风流逸事。他在挥毫作书时，既取“上阳台”三字，必更习用“上阳”而不会是取“阳台”。后世题签的宋徽宗赵佶、乃至我辈熟读唐诗者，也必是凭直觉取“上阳”宫名为第一选。至于玄宗时上阳宫诸壁是否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清壮“老笔”，当然无法臆断;但想到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多录当时宫观寺壁上有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王维等所绘壁画山水人物，那么“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画面应该是必有的。宫观寺壁尚且如此，皇宫内府岂能无之?当然，王屋山之说，亦不为无据，但当时虽为定论，现在或可以据两说而并存更出以疑之乎?

　　当然这还是一个推测而非实断：李白亲笔“上阳台书”，宋徽宗赵佶题签“上阳台帖”，本来就是实物凭证，但真要坐实《上阳台帖》是否必书于有名的开元天宝时的上阳宫、而一定不是王屋山阳台宫，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撑。

　　“阳台”乎?“上阳”乎?吾诚未知孰是。

　　《上阳台帖》的传奇与真伪

　　关于《上阳台帖》的收藏流传，历北宋宣和内府，南宋贾似道、元代张晏、欧阳玄，明代项元汴，清代安岐，再入乾隆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复为张伯驹所获。这是流传有绪，从题跋和鉴印中可以看出。而在近代还有一些离奇的故事。一则是此帖曾入藏于张伯驹秘箧，1956年时张伯驹曾将六件国宝即西晋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等捐于故宫博物院。这是一般流行的说法。但更细密的切实考证，则是当时张伯驹捐故宫目录中并未有李白此帖。

　　新中国成立后，亲眼看见从清末、军阀混战、抗战各个阶段并且还曾为古书画展子虔《游春图》被绑票差点丢了性命、还不惜卖豪宅大院以换书画名迹的张伯驹，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充满了感激心情。他得知毛主席擅长书法，尤其嗜好李太白诗风;遂将秘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十分珍爱，朝夕把玩爱不释手。所以张伯驹在1956年捐献故宫时并无此卷——早已在几年前被捐献出了。1958年，中央接受毛主席的建议，凡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到的访外或各种礼品，一律缴公。毛泽东自己带头，把已经摩挲多年的名迹李白《上阳台帖》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关于毛泽东主席与书法的关系，过去我们只知道1974年他把怀素《自叙帖》赠送来访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得知他对于狂草书是十分喜爱的。也正因这一由于革命领袖出乎寻常的举止，使书法迅速从沉寂衰頽转向兴旺。现在，则知道除了怀素《自叙帖》以外还有一个李白《上阳台帖》，从50年代初一直陪伴毛泽东到1958年，其中至少有五、六年之久。可惜一入红墙深处，没有相应的文献记录，使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会对《上阳台帖》如此朝夕相处不厌不弃?是他因为喜欢李白诗而爱屋及乌关注其书法墨迹?还是在喜欢怀素狂草之外，对于李白的行书也独有情钟?

　　捐故宫乎?捐领袖乎?吾亦未知孰是。

　　关于李白《上阳台帖》的书法艺术风格，宋徽宗赵佶在题跋中曾有如下评价：“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而关于此帖本身，有两位顶级鉴定家的鉴定意见，似乎也是相左，令人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启功：此帖有李白名款，有宋徽宗亲题签和跋，用笔不循故常，天马行空，吻合于李白诗风豪迈不覊，宜为太白真迹。

　　徐邦达：此帖笔致粗率，师心自用，且笔画肥厚，不类唐人用笔硬毫，近乎宋代散卓笔后风气，故定为伪。

　　真乎伪乎?吾更不知其孰是也!

　　有此三惑，是故名其题曰“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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