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光大佬”当中，倭仁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泰山北斗，他初以科甲起身，后以理学闻名，终以清望垂世。从其传下来的文章及墨迹来看，他亦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思想家、书法家。

　　 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从小生活在中原大地，饱受程朱理学的浸染和熏陶，学业精进。道光九年（1829）高中己丑科二甲34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等，迁大理寺卿。咸丰末，转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两宫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遂命教读穆宗皇帝。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升大学士，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文华殿大学士，位极人臣，荣列首辅。

　　 倭仁虽为蒙古人，但深得理学精要，曾国藩居京师，从不居功自傲，即便剿平了太平军，封了侯爷，一到皇城便要拜谒倭仁，执弟子礼对“倭相”，极相友善，时常往来，交流心得。彼时理学界始终奉倭仁为正统领袖，为其马首是瞻，可谓深得拥戴，名满天下。史载：“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于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倭仁直声立朝，尝以“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句为治世处事之圭臬。

　　 弥留之际的《遗疏》中，倭仁仍念念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他本人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仍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唯一法宝。因而百余年来，倭仁一直是以“晚清保守思想的典型”形象出现在史册当中的。同治十年（1871）四月廿一日，一代大儒倭仁溘然长逝，享年67岁。朝廷对这位三朝元老、当世宰相给予了高规格的丧仪，赠衔“太保”，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所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

　　 存世的这件行楷八言联（见图），由于保管得法，备受呵护，因之品相极美，干净清爽，观之忘俗，心驰神飞。该对联墨纸本立轴，162×39×2，内容为：“情深文明大月出海；心安理得行子还家”。无上款，下联署题“倭仁”，名后钤盖阴文“倭仁之印”及阳文“艮峰”篆体印鉴两枚。

　　 作品扑面而来的书卷气让人肃然起敬，显而易见的馆阁体书写底子令每一字每一笔的间架结构恰到好处，虽说十六字一一独立，但由里而外呈现出的却是一脉贯通的意蕴，毫无艰涩、死板、呆滞、八股腐气，反之却有一股大气豪迈的墨韵氤氲其间，让人瞬间便对前贤有了亲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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