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650～676），字子安，为“初唐四杰”之首，是唐代文学史上的开篇人物。王勃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八岁，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妙笔华章，却亘绝千古，至今为人所称颂。杨炯在为《王子安集》所作序文中赞叹曰：“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

　　关于王勃文集，新旧《唐书》、《崇文总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书目皆著录为三十卷，宋《郡斋读书志》、元《文献通考》则为二十卷，洪迈《容斋四笔》曰“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可见其文集至南宋已有散佚，而今更无宋元刻本存世，敦煌文献中也未见王勃集的片言只语。今所传者皆为明清人搜辑重编，如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张燮辑《王子安集十六卷》、清光绪九年（1883）刻蒋清翊辑《王子安集笺注二十卷》等。王勃集原本究竟是三十卷还是二十卷，倘若仅据中国传本，实难定论。

　　庆幸的是，日本尚存王勃集唐写本残卷四种（均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它们为解决这一疑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四种残卷分别是：

　　1. 上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日本国宝。

　　2. 富冈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状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书信、祭文四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宝。

　　3. 神田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4. 翰墨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之《陆录事墓志》（存三行），静冈县热海市MOA美术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上述唐写本的前三种，罗振玉在内藤湖南等日本友人的襄助下陆续校勘影印，第四种翰墨城本于1979年影印出版，日本学者道坂昭广近年研究定为王勃集佚篇。此四种唐写本乃同一写手抄录，旧藏于日本千年古寺兴福寺（卷二十九、卷三十的纸面有“兴福传法”朱文印），背部皆有平安时期日僧手写戒文。正文中凡提到“华”字处皆阙笔，据内藤湖南考证，是避讳武则天祖父谥号，且写本中未采用武则天时期制字，故其抄录时代应当在武则天确立则天文字（即690年）之前，约在唐垂拱至永昌年间（685-689），比正仓院本还要早二十多年，距王勃去世仅十余年，故为王勃集现存最早的写本。此四种所存卷次为二十八至三十，这也证明了两《唐书》、《崇文总目》等书目所载《王勃集》原编为三十卷的史实。上述论断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興福傳法（兴福传法）” 朱文印

“华”字阙笔

　　此次西泠秋拍中的这件《王勃集》残卷，纵25.2cm，横21.8cm，存十二行，每行十四至十五字不等。乌丝栏界。楮纸色偏灰白。纸背为平安时期日僧书写戒文，复经日本皮纸托裱（与其它四件写本相同）。从书法、内容、纸张、行款、尺寸、背部字迹、保存状况等方面仔细比对，可知此卷与日藏四种唐钞本为同一写手，且与上野本、翰墨城本同属卷二十八。文中有“又迁杨府録事”之语，为志主最后终官，又有“縂章元年”字样，与王勃写作时代相合，故推测此残篇当即上野本佚失的《陆录事墓志》。此为最新发现的王勃集佚篇断简，极为珍贵。

▲2019西泠十五周年秋拍

唐写本《王勃集》佚篇残卷

（唐）王勃著

唐代7世纪末8世纪初写本

1幅  楮纸

　　提要：此为最新发现的王勃集佚篇断简，系现存最早的王勃作品传本，是现存唐人别集中书写时代最早、书法最佳的文本之一。它与日本藏唐写本《王勃集》残卷四种为同一写手，自奈良时期传入日本，保存于千年古寺兴福寺，流传有绪。这是唐写本王勃集在民间可以流通的最长残卷，也是唐写本唐集首现拍场。它的发现在唐代文学史、文物史、书法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非敦煌系统的中国早期写本的鉴定提供了物质实证。虽为断简残篇，自当珍若拱璧。

　　此卷书法结体紧凑、圆劲有力，犹存魏碑笔意。诸家于卷二十八、二十九多有评论，皆可资参考。如杨守敬《留真谱》（卷九）据日本《聆涛阁帖》刻入卷二十八之十一行，云其：“书法古峭，出《文馆词林》上”，内藤湖南跋 “上野本”云：“其书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显?碑》（即《敬使君碑》）、《杜文雅造像》遗意”，杉村邦彦认为唐钞本王勃集：“在字体瘦细，线条运笔开阔及摆出向势，右肩略低的厚重结体方面具有特征。”（《唐钞本·王勃集》提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勃集残卷除唐人的时代气息外，尚表现出北朝碑刻的特征，我们认为这一写卷当出自中原地方善书人之手，故其纸张、书写风格与现存敦煌写经有着明显差异，与日本的古写经及文人书法也迥然不同。其全卷或即遣唐使携归日本者。

    

西泠秋拍 唐写本《王勃集》佚篇残卷（局部）

　　关于此卷的纸张，因其与日藏唐钞本同出一帙，具体可参考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本进行保存修复时的纸张报告。此报告尚未公开，但在京都国立博物馆赤尾荣庆先生关于《王勃集》卷二十八的介绍（《国华》1404号，平成24年10月）中可见一斑。该文称王勃集纸张为楮纸与雁皮纸的混合纸，主体成分为楮纸。在此文中，赤尾先生认为上野本王勃集写卷是中国唐代七世纪后半期写本，早于著名的正仓院宝物中庆云四年（707）题记的王勃《诗序》近二十年。赤尾先生是著名的古写本鉴定专家，在纸张方面的鉴定经验极为丰富，他认为此卷是唐人写卷，显然是基于长期实践经验而得出的，值得信凭。

　　此卷曾经方广錩、陈先行等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鉴定。方广錩先生认为：“从纸张、字体、总体风格来看，都可以将《王勃集》残卷判定为中国8世纪上半叶写本。应为早年从中国传到日本，一直保存在日本的中国古写本”。陈先行先生凭借多年来的古籍鉴定经验，认为书写时代定为唐代早期应该没有问题，并指出此卷与日本藏七至八世纪唐钞本《玉篇》残卷的纸张颇接近，对此卷价值亦予以充分肯定。

方广錩先生鉴定证明书

　　又，在《国宝大事典》（3书迹·典籍，432页，讲谈社1986年），著录王勃集卷二十八及二十九、三十两卷，皆标示其时代为“七世纪后半”，山本信吉（文化财美术工艺科主任调查官）的解题云：“此处所列出的两卷，是该集现存最早写本，从书风来看，属于唐代中期则天武后之前的写本，作为王勃去世不久的遗卷而深受瞩目。”角井博在《日本名宝事典》（御物·国宝·重要文化财，130页，小学馆1971年）云：“作为王勃集最早的写本，是足以补充唐史之阙的史料，其书法之精妙，即便在我国（日本）传来的唐钞本（唐代书写的汉籍）中也大放异彩”。在日本国宝图录中，王勃集自昭和6年1月19日（1931）指定为日本国宝，昭和26年6月9日再度指定为日本国宝，皆列为别集第一，迄今迭经著录、展览，足见日本对该写卷之重视，称之为日藏唐人别集第一名品，绝不为过。

　　据《敦煌古籍叙录》、《唐集叙录》，知现存唐人别集存唐写本残卷的仅仅数家，即《王绩集》（《东臯子集》，伯2819）、《王梵志诗》（伯2718等）、《李峤杂咏注》（斯555、伯3738）、《高适诗集》（伯3862）、《故陈子昂遗集》（伯3862）、《白香山诗集》（伯5542）、《甘棠集》（伯4093）。其中王梵志诗成书较晚，历代书目皆不载，其人时代跨度颇大，抄写时代多为晚唐五代，姑且不论。王绩为王勃叔祖，法藏敦煌文献存赋三篇，为武则天时期写本。敦煌唐集中以《王绩集》之成书与抄写时代为最早，惜流失海外。在现存中国古籍中，虽然唐人诗文集残卷在敦煌文献偶有保存（多存海外），但其抄写时代一般多在中晚唐，书法亦不佳，王勃集残卷则是现存唐人别集中书写时代最早、书法最佳的文本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王勃相关文物，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西泠秋拍中的唐写本《王勃集》残卷，系现存最早的王勃作品传本，且属新发现的佚篇，自早年传入日本后一直深藏古寺，这是唐写本王勃集在民间可以流通之最长残卷，也是唐钞本唐集首现拍场。它的发现在唐代文学史、文物史、书法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非敦煌系统的中国早期写本的鉴定提供了物质实证。虽为断简残篇，自当珍若拱璧，应当引起收藏界和学术界的充分关注。

　　影印  上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日本国宝。

　　影印  富冈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状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书信、祭文四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宝。

　　影印  神田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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