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奠基礼摄影之一，摄于1936年4月15日，立于奠基碑记左右两侧者分别为蔡元培与马衡。

　　2018年是蔡元培（1868—1940）150周年诞辰，笔者撰写此文纪念这位中国近代卓越的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

故宫太和殿（摄于1920年代）

1933年3月6日，上海《申报》报道《南运古物昨午抵沪》

　　1933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五版头条，刊载了一封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报社记者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吴敬恒妙论，古物是臭东西》，这吴、蔡二人是要谈论什么呢？

　　从这封1200余字的公开信来看，国民党元老、与蔡元培同为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的吴敬恒，对故宫古物南迁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华北局势危急，故宫古物应迁移别处保存的计划迅即被提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等坚主南迁，以免故宫国宝沦落日寇之手。但由于南迁涉及环节众多，运作不易且社会各界阻力极大。

　　此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明确反对古物南迁，如鲁迅、胡适等也都为此发表意见。此外，社会上更谣传有当局变卖古物抵偿国债、故宫内部已在倒卖古物等骇人听闻的所谓“内幕”，闹得满城风雨，人人提古物南迁而色变，群情激愤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种情势之下，故宫博物院内部意见也极不统一，比方说后来押运古物南迁的吴瀛，起初的意见也是不支持南迁的，他在《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中忆述称，“我一度与易寅村发生争执，我以为应该观望一下，我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当然，吴敬恒的反对意见与上述种种还有区别，这种反对意见在当时显得极为特别，也极为与众不同。说直白一点，吴对故宫古物的观点就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认为，抗战大局才是关键，打了胜仗自然古物无虞，打了败仗要那些古物何用。古物之所以是“臭东西”，就在于其无用；而在日寇进逼的危局之下，还要去为这些“臭东西”争来争去，更是莫名其妙。

　　在信中，他引用了一个当时在国际文博界非常著名的成例，即那个“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这是指一战后，战败国德国所履行的《凡尔赛和约》第131条规定，即“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任支付。”

　　原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在侵占北京城期间，德军掠得古观象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5件仪器，并运回德国收藏。1919年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并最终将这一要求写入《凡尔赛和约》条款。1920年6月10日，德国当局将这批仪器在波茨坦拆卸后，装入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于1921年4月7日辗转到达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避免为日寇掠夺，当局又决定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吴敬恒之所以举这样一个成例，用意相当明显，即战争取得胜利，国家权益自然得到保障；战争尚未分出胜负，搬家逃避毫无意义。言下之意是说，全国民众不仅应有如此大局观，你蔡元培等主张古物南迁者更应有此大局观，无须为一堆古物殚精竭虑。

　　当然，无论吴是出于怎样一种立场去反对古物南迁，从信中的内容来看，古物已然开始南迁。再从这封公开信中所涉及到的古物究竟迁移至何处的各方意见来看，这封信也并不是吴自己在古物南迁之前的率先表态，而应当是在收到古物南迁途中蔡元培的某种要求或建议之后，才有感而发的表态。查阅《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可以看一看故宫古物南迁途中，究竟出了什么大事，蔡向吴求助究竟所为何事？

　　原来，1933年2月10、11日，蔡元培曾两次致信吴敬恒，皆因“忽接中央政治会议命令不准过江，并有即运洛阳之说……洛阳既无保险之建筑，尤无充分之军警，恐不妥当”，并提议“应如何设法补救，使这批古物不向洛阳而向沪，务请迅速进行”。应当说，这是两位故宫博物院理事之间紧急磋商的公函，吴对此应答与否、怎样应答，都不应当以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出来。但吴偏偏就这样做了，其态度显而易见，一句话，给蔡送上一碗“闭门羹”。吴本来就不支持古物南迁，至于南迁到哪儿，洛阳还是上海，他都毫不关心。那么，之后的南迁线路如何，蔡又究竟如何应对？

　　从目前可以寻获的文献资料来看，蔡元培之后再未就故宫古物南迁事宜致信吴敬恒，蔡、吴两位故宫博物院元老理事的相关工作交流就此中止。当年，仅从北平《世界日报》对古物南迁的跟踪报道来看，自第一批二千一百十八箱古物于1933年2月7日出发，2月9日即抵达南京之后，南迁古物终将迁往何处的相关报导几乎天天见诸报端，迁去洛阳的动议及计划，似乎一步一步将成为现实。但一个月后，1933年3月6日的报道，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最终去向——第一批古物中的一千零五十四箱运往上海，其余部分存南京行政院内。

　　至于古物为什么没有迁至洛阳，而仍按原计划迁往上海、南京等军政核心地区，则没有相关报道予以披露，蔡元培从中做过哪些努力，对古物南迁的策略有过怎样的坚持与调整，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蔡元培一直全力支持着古物南迁，并且凭借自己在国内文教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让蒋介石、宋子文等当局高层人物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古物南迁获得了更多的、来自国家权力顶层的强力支撑与资源保障。正是在当局高层人物的亲自过问之下，古物南迁去向的种种争论得以遏止，最终都以统一暂贮上海法租界及中央银行，再分批转运南京而尘埃落定。事实上，故宫及其古物保护的头绪纷繁，在当时国内军政各种势力交错之下，除了要为古物南迁出谋划策、铺平道路，蔡还要坐镇北平，为整个不可迁移的故宫及其遗存文物之保护，而四处奔走、呼吁呐喊。

　　就在蔡元培等通力协作之下，1933年5月23日，由故宫运抵上海的第五批古物，安全送达中央银行暂贮。在这最后一批古物运抵上海之前，北平的故宫及其文物保护工作并未中断，还有所加强。当年5月9日，蔡还向蒋介石致电呼吁，请其“勿在故宫内驻兵”，但同时又要求其为故宫安设防御工事，“免使代表国粹及伟大建设被破坏”（这封电文由《世界日报》摘要刊出，《蔡元培全集》未辑入）。

　　一年之后，1934年4月4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一致推选蔡元培为理事长，并决定存沪古物中的部分文献档案运至南京保存。4月15日，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行奠基礼纪念仪式，标志着古物南迁工作正式启动。当天出席仪式的，除了蔡元培之外，还有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褚民谊、时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等，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当天，出席仪式人员拍摄了合影，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存照纪念。

　　紧接着，5月8日，蔡元培又在南京行政院，组织召开首次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会议。除了审议人事任免、年度预算等，还特别提到正缜密计划，要彻底清查整理故宫家底。而故宫文物保存库的建设经费，也增拨二十万元，即刻可以开工。之后，蔡三届连任理事长，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蔡才离开北平。就这样，他南北交驰，在动荡时局与战火绵延中，为故宫及其古物的守护全力以赴。在蔡连任三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期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专为保存古物的库房也相继建成，南迁抵沪的故宫古物又分批转运南京。

　　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南迁古物也因之开始了更为崎驱多舛的大迁徙，全力向更为偏僻、相对安全的西南方向分散保存；分批多路转运至长沙、贵阳、巴县、宜昌、重庆、乐山、成都等地贮存，直至抗战胜利，方才再次运回南京。而遗憾的是，这些负载着中华文化精魂的国宝，还在跋山涉水、辗转四方之际，蔡元培已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终未能亲自见证这些国之瑰宝百转千回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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