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报告主题：《建立城市雕塑的公共文化保障机制》

时间：2006/3/13 14:04:21

建立城市雕塑的公共文化保障机制

　　城市雕塑是依托城市文化，传承城市文脉，升华城市精神，美化城市空间的一种公共艺术形式。为了确保上海城市雕塑的公共艺术水准。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建立以策划人、艺术家为创作主体，艺术委员会为评审主体，广大市民为评议主体、市城市雕塑管理办公室为推进主体的“四位一体”城市雕塑建设运作机制。在此规划、机制基础上，我个人认为，还应当统一对城市雕塑作为公共艺术属性的认识，找准其在城市文化塑造中的定位，建立城市雕塑的公共文化保障机制。

一、确立公共艺术属性，找准城市文化定位

　　现代城市雕塑源自西方社会公共空间观念，其基本属性和重要特征是依托城市文化，传承城市文脉，升华城市精神等公共艺术属性。如果说独立的形体仅仅是它的外部表征，那么对于一个城市集体记忆，精神升华，文脉传承，就是它的内在特征。没有内在特征的城市雕塑，一定是没有灵魂的存在，甚至成为一种工艺废物。

　　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雕塑堪称珠联璧合，水乳交融，许多街区、广场的地标就是雕塑、石碑和喷水池。这些雕塑装点着城市容貌，记录着城市的变迁变和历史的沧桑，每一座雕塑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让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市民或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在审美欣赏中得到心灵的感动。尤其是作为城市形象标志的“母狼育婴”雕塑，相传两千多年前，特洛伊王子的后代西尔维亚被害，她的一对孪生子被篡权的国王丢弃，不幸中之万幸是得到母狼的哺育而长大成人，其中的罗马路斯就是罗马的创建人。因此，狼被视为恩物，并雕塑了这座铜像，作为罗马城的集体记忆和城市精神象征。

　　作为美国精神象征的自由女神雕像，是为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由法国政府赠送给美国的礼物，1886年10月托运并安装在纽约港的入海口。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亲自参加揭幕仪式并确认：“我们国家从此拥有了自由的象征!”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塞万提斯白色大理石雕像前，是其著名的小说人物唐?吉诃德和桑丘铜像，落魄而又倔强，连战连败又连败连战，诙谐幽默中激励着人们，事业尚未成功，同志任重道远。丹麦哥本哈根街头，安徒生塑像手拿童话书卷，拄着拐杖，遥望着远方，耐人寻味，引人遐思。在哥本哈根的海边，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栩栩如生，楚楚动人。奥地利维也纳城市公园里，拉着金色小提琴的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雕塑，是这座世界音乐之都城市文化的眼睛。这些雕塑为这些城市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声望，有些已成为城市的灵魂和象征，成为建筑和环境的点睛之作。

　　综观西方城市雕塑中的经典之作，城市文化是城市雕塑赖以存在的根本，城市雕塑艺术只有深深扎根在城市文化的血脉里．才得以灌注生气，获得永恒的生命。

　　中国古代雕塑受宗法社会历史影响，雕塑艺术成为皇家宫廷、陵园，私家园林、宗祠，或宗教寺庙的装饰品和供奉物。近代社会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雕塑作为一种公共艺术，成为城市元素，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上海是近代中国城市雕塑的最早诞生地之一，自1843年开埠以来，城市雕塑一度曾有过较大的发展，不乏经典之作，如1924年2月16日在外滩落成的欧战纪念碑，又名“胜利女神雕像”。它是由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及西人社会各界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上海出发的阵亡将士而立，以巨大的花岗石为基础和基座，碑基上为双翅高展的胜利女神铜像，两边各有一代表和平的小天使。铜像四周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向同盟国宣战的协约国各国国徽国旗，碑基上镌刻了所有从上海出发而在欧战中阵亡者的姓名。这是黄浦江边外滩曾经体态最大的纪念碑。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者进驻租界后，为了破坏中国与英、美等国建立的反法西斯周盟，消除英、美等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开始拆除上海几乎所有由英、美人建立的城市雕塑，包括这座胜利女神雕塑。

　　1949年后，受认识水平和经济财力等方面的局限，上海的城市雕塑一度陷于停顿。代表上海形象的外滩，也出现“百五十年的历史，八九十年的建筑，十多年的雕塑”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改革开放新时期，城市雕塑逐渐得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1989年有关机构曾就上海城市雕塑现状进行普查，发现全市在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只建造了40余座室外雕塑；改革开放后的十二年中．新建了约230座城雕，总计270余座。2003年市规划部门再作统计。全市城雕总量达到1037座。按当时上海的户籍人口1341万或城区面积1500平方公里计算，相当于每1万多人或1．5平方公里才拥有一座城雕。而在现有1037座雕塑作品中，纪念性城雕占总数的30％，其余70％为装饰性城雕；经专家和市民评议结果认为，其中80％，为平庸之作，10％为劣作，10％为优秀作品。

　　造成这些城市雕塑质量水平普遍不高的原因有许多，但最重要的是对城市雕塑作为公共艺术属性和城市文化精神定位认识不足。我们从全国到各地的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就能够看出，有雕塑、美术、建筑、艺术方面的专家，大多没有研究城市历史、城市文化方面的专家，必然导致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对于城市雕塑作为公共艺术和城市文化这个最关键要素评审的缺失。而脱离了城市文化作依托，淡化或模糊了城市精神的提炼，城市雕塑就成了无本之木，成为丧失灵魂的工艺垃圾。

二、建立公共文化得以实现的保障机制

　　在未来十五年不到的时间里，上海要在现有基础上建成总数达5000座城市雕塑，如果能保证实现其中的半数作品属性分明，定位准确，艺术水准上乘，这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就将是空前绝后的巨大工程。

　　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庞大数量的城市雕塑计划，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城市雕塑作为公共文化得以实现的保障机制。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拟订并执行推进城市雕塑建设的“四位一体”运作机制，在管理机制、作品获取、资金保障三个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这种运作机制与城市雕塑作为公众艺术属性和城市文化精神提升的目标相对接，我认为尚有值得细化环节。
其一、明确决策主体，增加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方面的专家力量。以策划人、艺术家为创作主体，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为评审主体，广大市民为评议主体，城市雕塑委员会办公室为推进主体的“四位一体”的雕塑建设运作机制，没有明确城市雕塑项目落实的最终决策主体。这在现有行政体制下，很容易为长官意志留下发挥最后独断的空间。加之决策责任制和失策问责制的缺失，更容易滋生长官意志现象，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和防范城市雕塑公共文化属性的实现。

　　因此。必须明确城市雕塑作为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一件关系城市文化精神和国际形象的重大议题，必须建立起市委领导高度重视，统一对公共文化属性的认识，市政府有关职能具体负责组织管理推进落实，由包括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建筑规划、雕塑艺术、哲学美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城市雕塑专家委员会，在严格的决策责任制、决策回避制和失策问责制制约下，发挥具体的决策作用。其决策成员、决策程序、决策结果都必须公开透明，接受永久公示。

　　其二、制订城市雕塑评价标准体系，建立城市雕塑主题创意、招标发包、竞标发布、专家评审、市民评议、公示、陈列、淘汰、保存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由城市雕塑专家委员会负责，紧密结合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实际，参照世界发达国家城市雕塑成功经验，制订上海城市雕塑评价标准体系，在广泛征求意见，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公布于众，作为专家评审决策，市民评议的依据。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公共艺术判断标准难题。

　　城市雕塑是艺术品中保存时间最长的一种艺术形式。鉴于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复杂的历史变迁，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起步阶段，我们对城市文化的发掘和认知，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和认同，还都处于一个初始时期。所以我们对城市雕塑应当采取一种务实、冷静、科学、理性的态度。建立从主题设置，招标发包，竞标发布，专家评审，市民评议，到作品公示、陈列、淘汰、永久保存，以及决策责任、决策回避、失策问责的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制度，真正做到让每一件城市雕塑都要经历公示陈列，有限期陈列的检验过程，让广大市民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增进对城市文化的反复琢磨和深刻理解，对城市精神的情感投入和思想提炼。而一旦获得广泛审美认可和公众价值认知的雕塑作品，由城市雕塑专家委员会表决通过后，作为永久陈列的城市雕塑，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展示。只有这样，才能从生产过程的程序设置和制度制约上，保证城市雕塑作为一种公共文化属性的实现。
  
三、搭建平台，开通渠道

　　把每一个城市雕塑项目的实施都变成鼓励市民参与，激励艺术创新，升华城市精神的载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已经获得世界的广泛认同，也是世界博览会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以城市与生活为主题。上海城市雕塑面临着的一个直接任务，是要在世博会来临之际，有一个跨越式发展。目前，以10个市级城市雕塑项目雨120个区县推进项目为重点的“10+20”城雕建设项目已在全面有序地推进。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作为城市雕塑建设的组织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5000座城市雕塑就是5000个公共文化建设项目，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积极搭建公共意见平台，开通多种市民意见渠道，最大限度地鼓励市民对城市雕塑的关注热情，认真吸纳社会各界对城市雕塑的建议计策，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城市同胞负责的态度，把好事办好，把难办的好事更要办好。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化的一种艺术载体。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城市雕塑绝对不是去追赶西洋的时尚，把自己整得像别人的样子，而是选择大家都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告诉世界－－我与你不一样，我们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精神文化之所在。

朱鸿召简介

　　男，汉族，1965年2月出生，安徽庐江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1985年获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198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兼任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青年委员，现任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秘书长助理。

　　主要从事延安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现代城市文化研究和社会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著有《延安文人》、《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编有《王实味文存》、《众说纷纭话延安》、《延安访问记》、《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合作)等。主持或参与对上海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状况调查，对苏州河艺术仓库存在意见的调查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化工作脉络的研究梳理，对部分省市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