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上海

时间：2013/10/3 12:10:00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文/马信芳　

　　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语），其在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里成就卓著。他出生于浙江海宁，但他的学术起步却在上海，且大量创世纪意义的学术著作都在这里写成和发表。

　　今年春节，王国维曾孙王亮——我的复旦学弟向我恭贺新禧。三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与他相识，尔后他到美国游学，回来后虽保持着联系，但各自忙碌却没能见面，这次他的露面，我甚是高兴。因为有关其曾祖在上海的问题我正欲向他求教。

　　“上海应是王国维的发祥地？”我直言相问。“对。”王亮不仅表示认同，而且向我提供了大量“佐证”。王亮告诉我，其曾祖的生命只有短短50年，然而他先后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这段历史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极重要的部分。他在上海的经历大致可分两段：一是1898年，他初到上海，在时务报馆工作、东文学社学习，达两年半。其后他往返于苏浙沪之间，先是应张謇之聘，任教于通州师范学校，稍后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以后离沪北上，1907年任职学部总务司。二是1911年随罗振玉东渡扶桑，1916年从日本京都回国，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多。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26年9月26日，来为他的长子王潜明（罗振玉的女婿）办丧事。10月15日乘车离沪。7个月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初到上海，只是报馆一个小校对

　　115年前，王国维离开家乡海宁，踏上上海的情景重现在我们面前——

　　1898年正月二十六，杭州方向开来的轮船停靠上海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王国维在其父亲的陪伴下下船后先乘车到永保客栈小憩，然后坐人力车，前往泥城桥堍。上海时务报馆就在附近的福建路。王国维这次到上海，是时务报馆的书记、海宁同乡许家惺有事离开报馆，他特推荐王国维来接替其工作。王父对这件事分外重视，竟亲自送儿子到上海。原来王父也爱好读书论学，金石书画颇有造诣，怎奈早年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虽向往做学问，却没有条件和机遇，于是寄希望于儿子身上。关于这次上海之行他在日记中记载得很具体。

　　王国维到了上海，时务报馆给他安排的工作并不轻松，除了校对、抄写，还有代理写信等事务性工作，可薪水却比别人低。踌躇满志的王国维对待遇不甚满意，据说当时他有过跳槽的想法，但结果还是坚持了下来。

　　《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重要喉舌，这里维新派人才荟萃，可惜王国维到报馆时，没有遇到梁启超。此时梁启超应谭嗣同邀请，已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梁启超当然不会想到，他离开报馆后，这个来沪打工的青年不寻常，后来竟与他一起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称为“五星聚奎”的五大导师。

　　梁启超离开后，《时务报》主笔的职位空缺，汪康年主持工作，其弟汪诒年协助。报馆有一位维新派人士、康门弟子欧榘甲，操一口难懂的广东方言。欧公为人厚道，王国维初来乍到，他诚意相助，相谈甚融。王国维在给父亲的信中，讲述了欧榘甲的为人为学，向其请教，从中得益：“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
　　
　　罗振玉不拘一格相人才

　　如今上海国际饭店旁的黄河路上，酒家饭庄鳞次栉比，广告店招红红绿绿，或许现在已经少有人知道100多年前这里有个东文学社。该社为近代金石大家罗振玉创办，社址就在黄河路凤阳路的梅福里。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农学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梅福里开设了东文学社，特聘请著名日本汉学家藤田剑峰（丰八）等为教授。

　　据说，有一天，罗振玉到《时务报》看望经理汪康年，上楼后却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他读的是《文选·两都赋》，喝的是绍兴酒，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打听后才知是《时务报》新来的校对员王国维，于是对坐攀谈。罗振玉顿时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而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大为欣赏。于是告诉，他办有一个东文学社，希望他入社就学，并设想周到地说：“你可放心地去读书，我在《农学报》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那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

　　王国维没有想到一个貌不惊人、资历又浅、加之口讷而不善言辞的人，却在名流荟萃的上海，遇到赏识他的人。经报馆经理汪康年及汪诒年同意，王国维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是年王国维22岁。跨进东文学社门槛这一步，实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东文学社聘有多名日本教员，以教授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东文学社给王国维创造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正是在这里，他从日本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遂开始对西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通过学习，他在《农学报》上发表了他译介的日本池田日升三的《农事会要》和饭岛魁的《动物学》。可以说，这所学校为他日后进入他的“独学时代”，并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世界》里的“专攻社员”

　　此时的罗振玉，创办引进海外学术的东文学社外，1901年5月又创刊了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罗振玉在创刊号《序例》中称：当今世界，列雄竞争，优胜劣败，欲图自存，非注意教育不可。因此，特将最近教育学说编译，并定名为《教育世界》。表明了他对国外教育的重视，同样希望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

　　杂志刊行之初，只有文篇、译篇两大专栏。在第68期《教育世界》中，编者又提出三项宗旨：“一、引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载各国良法宏规，以资则效；三、录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劝。若夫浅薄之政论，一家之私言与一切无关教育者，概弗录”。此时杂志以介绍中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为主，不仅刊登有关教育言论、教育史、学术史、教授训练、修身训话、学校管理、家庭教育、调查报告等，而且刊载传记和外国教育小说等。

　　而这年岁末，在罗振玉资助和日本教师藤田帮助安排下，王国维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到日本进入东京物理学校，他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可惜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了第二年春天，严重缺乏维生素害得他脚气病发作，行走很不方便，只得提前回国，到海宁家中治疗休养。可他的心不平静，稍有恢复，即又回到了上海。

　　罗振玉很是高兴，马上委以重任，将《教育世界》杂志的主要编译工作交给了他。王国维开始将国外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优秀论著逐一介绍进中国。1904年，王国维代罗振玉成为杂志主编。杂志进行了改版，在编译国外教科书、引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注意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以哲学、文学、美学方面为例，《教育世界》除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人，还出现了格代（歌德）、卢骚（卢梭）、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白衣龙（拜伦）等人的名字。

　　王国维早年治学的开一代风气，主要表现在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他对叔本华哲学尤为倾心，因为叔本华哲学张扬悲观主义，这和他的“性格忧郁”正好契合。为此他在东文学社时，从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的文集中，看到“有引汗德（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他“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1903年）之夏以至甲辰（1904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后来他对康德、叔本华哲学有相当了解后，发觉自己处于真理与谬误的矛盾之中，而“疲于哲学”，遂转向文学。

　　受罗振玉影响，王国维对教育变得相当重视。1906年他发表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值得一书的文章《论教育的宗旨》。此文开宗明义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他还第一次指出，教育之宗旨，是通过体育和心育（包括智育、德育和美育），造就“完全之人物”。他的观点，不仅和现在的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基本符合，而且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要求相一致，不能不说是20世纪初中国教育学的重大突破。

　　王国维还在《教育世界》翻译了日本人立花铁三郎的《教育学》、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以及英国人西额惟克的《西洋伦理史稿》等。

　　与此同时王国维开始发表自己有关哲学、美学方面的论著，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人间词》等。《红楼梦评论》是他从对哲学的兴趣中引发的课题，这篇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论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开一代风气而影响广泛。

　　这个时期，《教育世界》中刊登有多帧国外学术名流肖像，而在第129册上“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肖像悄然露面，可见王国维此时已有相当影响和地位。
　　
　　“爱俪园”里来了位大学者

　　1911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到了日本。1916年，结束了他辛亥东渡以后长达四年之多的海外寓居生活，提前回国。这年春节，王国维在日本京都的罗振玉“永慕园”里度岁贺年。大年初三日，他殷殷握别了罗振玉，偕同他的长子、罗氏未来的女婿王潜明前往神户乘“筑前丸”启程返回上海，时值丙辰年。在他的“五十之年”的学者生涯中，“丙辰归国”是一个重要的、再创他后半生学术辉煌的新起点。

　　王国维之所以要赶在春节期间归国，是因为他的一位同乡友人、曾在清末做过知县的邹安早在节前就推荐并数次函促他尽快来“哈同花园”应聘主持“学问杂志”。正月初七日（2月9日），船抵上海三菱码头。翌日，他不顾旅途颠簸劳顿，走访分别多年的沪上友人，从外围了解“哈园”内情。尤其是拜谒了他久所敬仰的、此时正做着“海上寓公”的嘉兴籍大儒沈曾植。老人对王国维的人品、学问、文章，十分赞赏，视为忘年知已。对这位已经享有重名的同乡晚辈此番归来定居上海从事学术研究深表欣慰。他精神矍烁，笑谈哈同其人其事，当然也不免援引街谈巷议，及种种丑闻轶事。

　　今日的上海铜仁路过去曾为哈同路，因旁有犹太商人哈同所建的著名私家花园而得名。哈同在现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旧址上建有的花园名“爱俪园”。哈同夫妇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还在园内开办了仓圣明智大学，这是一所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日制学校，学生的膳食、住宿和学杂费全部由园内提供。课程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聘请的学者包括王国维、章一山、费恕皆、邹景叔等。

　　王国维从日本赶回上海，接受了邀请，不仅担任仓圣明智大学的“经学教授”，还任《学术丛编》的编辑主任。王国维虽不喜欢哈同花园里的人和事，但是为做学问，当然也为生计，接受了此项聘请。但他与哈同方面约定，除了不得不参加的活动，平时不坐班。

　　据说，王国维去哈同花园总带着书或文稿，男佣冯友做随从，他的任务是为王国维提书包。王国维当年还留着辫子，出门衣着朴素，其貌不扬，看上去很土气甚至很落后的样子，但他在文化上却很“富有”、很先进，令一些洋人们刮目相看。
　　
　　吴兴里的欢乐

　　王国维此时在上海，租住的居处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大通路吴兴里。这是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当时住着王国维夫妇及他们的七个子女，还有亲戚。后来，还在这里生下最后一个“阿末头”王登明。

　　据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当时在吴兴里，父亲“除了吃饭，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消磨掉。平时他读书，我们兄弟姊妹围在旁边打架吵闹捉迷藏，他丝毫不显厌烦之色，依旧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

　　王国维没有把王东明像其他男孩子一样送去学堂，而是留在身边亲自授课。他亲自教女儿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女儿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结束了。

　　闲暇时，王国维爱躺在书房的藤椅上休息。这时，书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管他们怎么翻橱倒柜，王国维从来不加呵斥。而这时，也是王东明背诵古文的时候。看到父亲好像睡着了，王东明背不出来就跳过一句去，可每次都被父亲听了出来，眯着眼提醒她第一个字让她继续背诵。王东明当时就被要求背述《论语》《孟子》《左传》里的许多词句。父亲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辛弃疾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他经常吟诵。王东明听久了也会吟诵，直到今日她还没忘记。

　　五儿子王慈明从小爱绘画，常常缠着父亲要他画人，父亲不会画，就拿纸上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丢给他。调皮的慈明马上就给老人添上一副眼镜和一根长长的辫子，嘴里嚷着“画了一个爸爸”逃开了。
　　在拥挤的吴兴里，王国维的子女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那时家里常有日本客人，孩子们敢和日本人开玩笑。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他们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也不责怪。后来他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著名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不朽之作《观堂集林》问世

　　铃木虎雄曾在他的回忆文章提到，大正六年（1917年）末，他到上海，与王国维来往频繁。王国维的《人间词》手稿，他借阅了很长时间。那是王国维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他所谓的治学由哲学而文学再转向史学之后，此时《人间词》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已经10年。从他借手稿给日本友人来看，即使在治学方向转变后，其实他对文学的爱还是无法割舍。《人间词》是王国维诗词创作的实践成果，发表的时间早于知名度更高的《人间词话》。可以说，从《人间词》到《人间词话》的过程，就是文学创作实践和美学理论探究的有效结合。既有创作的扎实基础，又有对中国古代、近代诗词的文学、美学，乃至哲学的关照和思考，终于使《人间词话》成为文学、美学研究的高峰。据王亮告知，其实其曾祖对《人间词》的评价始终很高，甚至表现出比对《人间词话》还多的成就感。

　　这期间，王国维在学术领域内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王国维的几篇开创性的甲骨学论著，它们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学术声誉。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文的问世。学界给予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评价极高：“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几如漆室忽见明灯，始有脉络或途径可寻，四海景从，无有违言。”

　　王国维开创了用甲骨文字证史的先河，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错误，同时也证明了“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世系大致正确可信，说明《史记》基本上与史实相符。就这样，他利用甲骨文资料重建了殷代信史。

　　同时，1917年撰写的《殷周制度论》也是王国维的一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对于殷商制度的探源和殷周制度的异同，都能发千古之秘，尤其他在此文中开创了研究甲骨文和古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而在学界不可取代。

　　在上海，王国维还参与了编撰《浙江通志》。王国维与藏书家蒋汝藻关系密切，为蒋汝藻整理密云楼藏书，写下了著名的《传书堂记》。1923年3月，王国维的文集《观堂集林》付印，共收文200篇，诗词67首，分类编为艺林、史林、缀林等共24卷，这是王国维转向史学、考古学后取得重要成果的汇集。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大事，王国维考释古文字和古器物的学术成就，由此因为《观堂集林》的成书出版而得到中外学术的公认。

 

王国维旧照

罗振玉(右)与王国维(左)合影

创刊于1896年的《农学报》

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教育世界》

 《观堂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