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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劳动在画中（13）劳动在新时代

时间：2022/5/9 8:39:47 文章来源：陈履生美术馆　

王少伦 1978年11月24日·小岗 1992年

　　1978年，中国的农村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历史的转折。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全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而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人民公社进行经营体制的改革，之后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自1982年起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改为政社分设的乡人民政府和乡农业合作经济联合组织。到1985年，人民公社最终退出了中国社会而成为历史。

　　随着农村的变革，表现“农村”题材的美术创作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少伦1999年创作的《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160cm×123cm），即是以改革开放初期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的小岗村18位村民签订秘密协议这一事件为内容，那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惊世之举。虽然，新中国建国到1978年已经过去了近30年，人民非常努力的战天斗地，可是，很多地区的温饱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还有像小岗村这样“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地方。而这里作为有名的贫困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都要外出讨饭。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更加重了农民的生活困难，为此，省政府做出了“借地种粮”的决定，鼓励农民开荒种粮，谁种谁收，不向农民收统购粮。这一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引发了一些地区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行动。11月24日，小岗村的18位村民订立协议和保证书，不仅把生产队的土地划分到户，包干经营，同时保证：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果干部因包产到户坐牢，社员保证抚养他们的孩子到18岁。这一来自基层的迫不得已，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进而改变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方向，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王少伦抓住了这一重大题材中的核心问题，将焦点集中到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的瞬间，通过画面中农民的表情而显现这一举动的冒险和不测，从而再现了历史上的这一瞬间的重要意义。在昏暗的油灯下，环境中的所有都显现出了贫穷和落后的基本配置，都表现出了现场中的按手印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这一环境渲染中的铺垫，就是主题中的穷则思变。尽管王少伦并没有画出签订协议的全部18人，左边拥挤的人群是一个局促的空间，更加强化了这里居住空间的狭窄。王少伦非常朴实的画出了与这一题材相关的朴实，在深沉的色调中，人们能够看到事出有因，看到由此开始出现的转机——它有着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应有的历史感。

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吴同彦、罗耀东、谢宗君生死印——1978·安徽凤阳 2009年

　　显然，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时空，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包产到户”，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率先提出“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的主张，却受到激烈批判，“包产到户”亦被中止。小岗村的历史机遇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正是基于此前社会发展中问题的层层叠加。而王少伦的《1978年11月24日·小岗》也是在历史的际遇中表现了艺术家的社会关怀，因此，其作品有着它特殊的社会地位。而“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所确定的题材中，则进一步显现了王少伦作品的重要性。而安徽画家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吴同彦、罗耀东、谢宗君从2006年至2009年的历时3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画《生死印——1978·安徽凤阳》，则是这一题材的另外一件作品。

戴恒扬马勇民刘国才在希望的田野上---记农民管乐队 1984年

周荣生草原之梦 1984年

袁庆禄高原牧女 1984年

张利平剪羊毛 1984年

吕书峰煤从这儿开采 1984年

张培成微风 1984年

何克敌特区的正午 1984年

蔡超、蔡群顶梁柱 1993年

　　用艺术来表现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农村的变化，是1978年以来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点，其中有许多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种变化，而这些表现农村、农业、农民的作品，着重在表现新时期农民的精神状态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戴恒扬、马勇民、刘国才1984年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记农民管乐队》（193cm×168cm）。这件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表现人们所熟知的“农业”题材中的生产和丰收，以及变化中的新农村的景象，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是过去完全不同的农村和农民，这就是富裕起来的农村才有可能出现的“农民管乐队”，而这是过去关于“农村”题材的美术创作中从来没有过的表现，反映了画家对于新农村中的新题材的敏感和把握。这是一个充满对比的画面，土的农民与洋的乐器，朴实憨厚与金光闪闪，色彩的冷与暖，都在对比中表现出了农民管弦乐队的不同凡响。这是一个充满欢乐的画面，人们可以听到“在希望的田野”上那熟悉的旋律，而在这旋律的背后，虽然感觉到农民管弦乐队中的成员在技术上并不是那么娴熟，但是，他们的认真正如同在田头的劳作。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80年代初的油画创作，能够像该画这样在语言上突破过去的程式来表现这样一个时代的主题，也是难能可贵。它不仅表现了改革开放中的农村的变化，还表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创作上的变化，显现了中国的美术界同样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希望的田野上。

忻东旺早点 2004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批的农民进城务工，出现了新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工作在城市中的建筑工地和城市中的每一个角落，是从制造到服务的许多工种中的主力军。而美术家们的关注与表现，则成为90年代以来美术创作中的一个特别的题材。这之中，忻东旺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表现农村和农民的系列作品是新时代农民的集体造像和“村民列传”[1]，深刻的反映了当代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那些人物形象，其背后是这些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的农民，怀揣着希望而进入城市；他们工作在社会的最基层，而肩扛的是家庭的责任。因此，他们的生存欲望和生活状态，关系到家庭中的很多人，甚至关联到家族和整个村希望。

忻东旺诚城 1995年

忻东旺明天多云转晴 1996年

忻东旺绚日 2006年

忻东旺装修 2004-2005年

　　忻东旺自1995年《诚诚》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银奖之后，表现农民工似乎就成了他的专利。也只有他在深入了解农民工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出那么贴切的人物形象。尽管他画的农民工一般都没有具体的工作指向，几乎都是在一种闲来无事的状态中表现出了在城里的尴尬。《明天多云转晴》（1996年），《绚日》（2006年），《城徙》（2007年），《寒露》（2007），这一系列的作品似乎都在说明这些难以融入到城市之中的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中的种种问题。2004年，忻东旺的《早点》（190cm×200cm）[2]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这是一个历史年的标高，所表现的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中的早点摊，农民工和城市中的下层民众聚合到一起，在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表现出了城市中的下层人民中最普通的一面——吃早点，这是为了一天工作的开始，而这样的日复一日，他们又是如何回应家乡的期待？忻东旺作品中的人民性在一种朴实表现的层面上展开，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复杂的叙事，也没有为了艺术而建构的复杂人物关系；他用他所擅长的语言表现了与当代中国农村所关联的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董从民归途 1999年

候震都市新族 1999年

　　进入21世纪的劳动，已经不是过去的概念和范围。除了科技工作者和白领之外，基层还是基层的劳动方式，依然有劳力和汗水，而快递和外卖小哥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表现出了城市化发展的对劳动的社会需求，以及劳动的工种所发生的变化，关键是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于劳动的态度以及社会认同也在变化中反映到绘画创作之内，其中表现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面貌也不像以前。无疑，这给新时期的绘画创作表现基层劳动人民提出了新的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