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集，中国琉璃诞生于商周时期，有着约3000年历史。在商周以来的中国古文化历史长河中，琉璃作为美玉的代用品，被认为既拥有美玉的晶莹洁净，因经过烈火锤炼，又具有了坚韧而高尚的品格，被奉为神灵之物，比黄金还珍贵，一直为皇族及王侯将相所尊享。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随着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方交流越来越广泛，西域、欧洲先进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给中国琉璃带来不小的冲击，琉璃的地位逐渐下降，但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琉璃的制造技术，琉璃制造进入转型期…不过，直到唐末五代十国，琉璃依然仅为权贵使用且非常高贵；无论是国产古法琉璃还是进口玻璃，国人都认为是琉璃；国产琉璃在器型及晶莹剔透方面仍不敌进口玻璃器，进口玻璃器更受青睐…

两宋琉璃——走下神坛

　　宋朝结束了战乱、统一了全国，并采取减赋税、促实业政策，使得人民得以养息，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商品贸易十分繁荣，海外贸易活跃。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文化空前繁荣，美学、宋词、书画、书法、娱乐、陶瓷、玉器、社会伦理、社会风尚都得到发展，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诗词歌赋名人、艺术家辈出。之前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九）》中也谈到过，陶瓷技术及陶瓷之美在宋代步入了一个巅峰时期。

宋代琉璃制品

　　随着宋朝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琉璃的地位已渐渐变得不那么显赫和高贵。琉璃制造技术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工艺依然是古法压铸和吹塑并存，新法琉璃器和西域玻璃器的差距在缩小，琉璃制造业开始由皇室贵族垄断向社会转变，民间的琉璃作坊也已经发展起来，质量一般的器皿，已在社会中层、主流人群中成为常见之物。不过做工更复杂、透明度更高、造型更精美的进口玻璃器，仍为权贵所青睐。

北宋 琉璃鸟形物  1966年秋在河南省密县北宋塔基出土 河南新密文化馆藏

　　宋代琉璃的情况可以从同时期墓葬、寺庙地宫发掘出土器物中窥见。1966年在河南省密县（今新密市）老城法海寺旧址北宋塔基地宫中，出土了约50件珍贵的琉璃器，有葫芦瓶、细颈瓶、蛋型器、宝莲形器、壶型三足鼎、鸟形物等，这些琉璃器工艺相对复杂，制作均相当精致，从器型判断应为国产品，这直接反映出宋代琉璃制造的真实水平。其中一件琉璃鸟形物相当惹人注目，它用深绿色透明琉璃制成，高6厘米，身体为圆球状，球下平切，体内中空，球体应是用无模吹制法制成，体外腹中部饰有一道凸起弦纹，在腹部两侧由凸弦上生出双翅，翅为棒状，向上弯曲至鸟首与腹部交接处，两翅上各套有一个大圆环，似能响动，尾部短小。除球形鸟体用无模吹制法外，其余部分均以拉条捏塑然后与球体热熔而成，鸟冠、鸟喙结合部留有明显的沟痕。该北宋塔建成于咸平二年（999年），这件稍有锈蚀的琉璃鸟形物反映当时宋朝的琉璃制造工艺已经相当复杂。

北宋 琉璃宝莲形物 1966年河南省密县北宋塔基出土，河南省新密文化馆藏

　　从密县北宋塔出土的琉璃宝莲形物，高6厘米，胎薄如纸，制作技艺精良。

北宋 琉璃瓶 1966年河南省密县北宋塔基出土，河南新密文化馆藏

　　这对琉璃瓶高4.2至7.2、口径1.3至1.4厘米，造型相当精致，瓶颈接口紧密，瓶盖还使用鎏金件。

北宋 琉璃瓶 1966年河南省密县北宋塔基出土，河南新密文化馆藏

　　这仨琉璃瓶高3.8至6.5、口径1.2至1.9厘米，造型浑厚精致，瓶颈过度平顺。

北宋 琉璃卵形物  1966年河南省密县北宋塔基出土 河南新密文化馆藏

　　这对琉璃卵形物长4.9至5.5、肚径4.2至4.8厘米，使用无模吹制法制作，形态规整，外形平滑。注：河南省密县，现在改名为河南省郑州市下辖的新密市（县级市）。

北宋 方形琉璃舍利塔  1966年河南省密县北宋塔基出土 河南新密文化馆藏

　　在密县北宋塔基地宫中，除了出土以上琉璃器之外，还出土了三座大小不同的方形三彩琉璃舍利小塔（上两图是其中的两座），均为下面带有须弥座的七层密檐式佛塔，表面皆施褐、黄、绿等釉色，尤其引人关注。据相关记载，宋朝的琉璃瓦、琉璃建筑已经相当精致，水平已经和当代相差无几。

北宋 蓝色磨花高颈琉璃舍利瓶 1966年浙江温州慧光塔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1966年在浙江省瑞安县慧光塔出土的蓝色磨花高颈琉璃舍利瓶，外口径3.6、内口径1、底径3.2、颈高4.5、通高9厘米，含内容物总重57.8克。此琉璃瓶，宽平折沿，细长颈，球形腹，厚平底。颈部磨刻2道凹弦纹，腹部磨刻流畅的折枝纹，器底深蓝色与器身浅蓝色形成鲜明对比。瓶内贮白色细珠粒舍利。此瓶材质细腻，色泽莹润，造型简洁，具有伊斯兰风格，应为西域输入的玻璃器，是宋代出土玻璃器中的珍品。

宋 蓝色琉璃瓶 1971年安徽无为宋塔地宫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1971年在安徽省无为县城关宋代宝塔底部，出土了一件宋代蓝色琉璃瓶，口径4.6、底径7、高12.2厘米。此瓶行质为圆长颈圆体平底，透明蓝色琉璃，虽内含较多的气泡，但并不影响其透明度。其颈、肩、腹部均磨刻粗壮挺拔的阴线几何纹。从其器形与材质判断应为10—11世纪伊斯兰风格，输入宋朝后用作盛佛陀舍利的宝瓶，埋与佛塔地宫，此琉璃瓶是中世纪难得的伊斯兰玻璃器。

宋 琉璃钗 1954年安徽六安东门外护城河出土 安徽省博物馆藏

　　1954年在安徽省六安市东门外护城河出土的宋代琉璃钗，长19.6、直径0.4厘米，呈双股，乳白色，不透明，头部略向上弧形弯曲，尾部尖状，国产。

北宋 淡绿色花瓣口杯 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 定州博物馆藏

　　最引起轰动的是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琉璃器。定州静志寺塔始建于北魏，后经隋、唐、北宋几次重建，最后一次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定名为“静志寺真身舍利塔”。1969年7月对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净众寺的塔基地宫及几座塔基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琉璃器物，有葫芦形瓶、长颈瓶、绿色侈口碗、淡绿色花瓣口杯、蓝色细颈鼓腹瓶、紫色葡萄串等，品种丰富，数量众多。这些琉璃器，有国产琉璃，也有进口玻璃器，其中紫色琉璃葡萄串很惹人注目，葡萄粒大小不一，有圆形、椭圆形，壁极薄，内中空，颜色以紫色为主，带有白霜，还有少量尚未成熟的半青半紫的颗粒，均半透明，极其逼真。葡萄珠粒以无模吹制法制成，质地不很纯净，杂有白色的旋状纹，表面有黄色锈蚀斑块，应为当地烧造。

北宋 紫色琉璃葡萄 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 定州博物馆藏

　　下面这件琉璃葫芦瓶，高4.3、腹径3.1厘米，呈金黃色，透明度較好，內有气泡，外壁稍有白色风化层。此瓶与玻璃葡萄同时同地出土，都是采用无模吹制法制成。经X射线荧光分析，其主要成份也与玻璃葡萄基本相同，材质应为国产铅钡玻璃。这些琉璃器充分显示了北宋时期琉璃制造的水平。

北宋 琉璃葫芦瓶 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 定州博物馆藏

　　河北定州在北宋时期制瓷业高度发达，是著名定窑所在地，烧造琉璃的主要原料和生产技术是基本具备的，在其附近琉璃器物又大量出土，由此有人推断定州是北宋时期琉璃器的主要产地。当然，这只是推测，具体的宋代琉璃烧制作坊至今还没有发现。苏轼在《独酌试药玉酒盏有怀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写道：“镕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盅，规摹定州瓷。”因为古法烧制琉璃需要加入多种助熔剂（即加药），因此琉璃也被称为“药玉”，苏东坡在诗里记载了先以铅和石灰熬煮成琉璃浆，压铸后经冷加工琢磨成琉璃酒杯的过程。

北宋 琉璃碗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 定州博物馆藏

　　北宋和唐代晚期相似，佛教兴盛至极，佛教寺院及佛塔数量多、分布广，大多数佛塔塔基都有地宫，地宫里的供奉品遗物不仅数量丰富、品质极好，而且都有明确的纪年和详细记载，是研究历史、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一手材料，极其珍贵。目前已发掘带有纪年的塔基地宫，属北宋和辽代的主要有：河南郑州宋开元寺塔基（976年）、河北定州宋静志寺塔基（977年）、净众院塔基（995年）、河南密县宋法海寺塔基（999年）、北京顺义辽净光寺塔基（1013年）、河南邓州宋福胜寺塔基（1032年）、安徽无为宋代塔基（1036年）、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1043年）、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年）、浙江金华宋万佛塔塔基（1062年）、江苏镇江宋甘露寺塔基（1078年）、浙江宁波宋天封塔地宫（1144年）等，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细致了解。

宋代 琉璃葫芦瓶 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 定州博物馆藏

　　和隋唐五代类似，宋代进口的琉璃器依然很多，主要有两个来源渠道，一是西域国家进贡，二是海外贸易。据《宋史● 卷四百九十 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中记载，神宗雍熙元年(984年)，大食国人花茶来献花锦…琉璃器；淳化四年(993年)，大食人李亚勿、蒲希密来贡，所携物品有象牙…琉璃瓶…数额巨大；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大食蒲押提黎“来贡象牙四株…葡萄各一琉璃瓶，蔷薇四十瓶，贺皇帝登位”（容器也是贡品）；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大食陁婆离“进瓮香…碧白琉璃酒器、蔷薇水、千年枣等”；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大食国使臣层伽尼等“奉表贡真珠…琉璃器”；哲宗元韦占四年(1089年)“大食麻罗拔国进奉锦布、象牙、琉璃等物”；据《宋史● 志第七十二●礼二十二（宾礼四）》中记载：“绍兴七年（1137年），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进贡南珠…琉璃、香药。”，等等。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述当时大食所贡物品计有28种，而“琉璃”、“玻璨”为其重要的方物，赵汝适还在大食属国层拔、弼琶罗、注辇国、白达国、吉慈尼国、芦眉国物产中，载有其所产的“碾花上等琉璃”等。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谈到大食白达国、吉慈尼国产碾花上等琉璃。 大食即中、西亚阿拉伯国家的统称。

北宋 玻璃瓶 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 定州市博物馆藏，西域进口

　　宋代不仅有大量来自阿拉伯的成品玻璃器皿，还进口一些琉璃生产原料。南宋初蔡绦《铁围山丛谈》记道：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铁渣，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用，又岁久无籍，且不知其所从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物也。玻璨母，诸珰以意用煅而摹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蔡绦推断北宋进口这些五彩玻璃碎片和其他原料，可能是因为玻璃易碎，不便长途贩运，多有损伤，因其易碎，所以进口这些原料，以便于在国内加工生产。

北宋 玻璃瓶 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 定州市博物馆藏

　　和隋唐五代不同，琉璃在宋朝虽然也非常珍贵，但已经不是皇族和王侯将相等贵族专享了，普通的宋朝人，只要有钱也可以享用。南宋赵汝适《诸蕃志》（1225年）中记载有：“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裂，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可见在宋朝，进口的透明玻璃器依然比国产琉璃更受欢迎。这和瓷器形成鲜明对照，瓷器在宋朝高度发达，各大名窑把宋瓷推上了美学的巅峰，但是宋朝人在日常生活中，更青睐的还是琉璃器。

宋代 细颈鼓腹玻璃瓶 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 定州市博物馆藏，西域进口

　　与盛唐崇尚气势宏伟、金碧辉煌、奢侈外溢、富态丰腴的审美观不同，宋代崇尚低调奢华、细腻幽柔、温和内敛、舒适恬静、文雅精致的生活美学，这在宋朝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比如汝窑瓷器、文学字画、把玩物品、国产琉璃等等，仅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就可以看到，宋人日常生活的饮食用器、珥簪穿戴等随身饰物，文房用具的几案陈设，曲艺书画的传播熏陶，都显得那么丰饶优雅。据《宋史● 卷一百二十二 志第七十五●礼二十五》中记载，宋太宗墓中有“太宗玩好弓剑笔砚琴棋之属”随同伴葬；以及《梦粱录●卷十六》记载杭州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街市商家尽展“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还有宋徽宗赵佶本人撰写的《大观茶论》，大谈种茶、制茶、品茶、斗茶风尚，加上宋徽宗本人高水平的画、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等等，由此可见北宋雅玩风气由上而下，民众自得安逸。

宋代琉璃卷龙

　　文人墨客描写、歌颂、涉及宋代琉璃的诗词及其他文学作品多得难以胜数。例如，苏东坡在《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中，一句“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把江水描写得像明澈如镜、温婉静谧的琉璃一样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宋代诗人张耒，一首《琉璃瓶歌赠晁二》，把这件琉璃多么的来历不凡、多么的珍贵、赠送人多么的不舍、希望对方好好珍惜等心里描写得淋漓尽致。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记载，1151年，宋高宗至张俊府第，张俊乃设席供进御筵，筵席所用餐具中，有琉璃圆盘子、琉璃花瓶、琉璃碗等。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瓷器、琉璃等货摊

　　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局部细节可以看出，当时的东京汴梁（开封）有不少叫卖瓷器、琉璃器的地摊，说明琉璃已经进入百姓生活。

南宋 琉璃饰品 长2厘米，宽1.4厘米 1974年浙江衢州史绳祖墓出土，浙江衢州文管会藏

　　宋代的琉璃饰品非常流行，比如琉璃簪子。从出土的文物看，宋代的簪子有金银簪，但琉璃簪子非常流行。据《宋史●志第十八●五行三》中记载：“绍熙元年，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唐志》琉璃钗钏有流离之兆，亦服妖也，后连年有流徙之厄…咸淳五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虽然《唐志》里说琉璃谐音“流离”，被认为寓意不祥，但仍然无法阻止其风靡天下，宋朝时琉璃簪钗广为流行，佩戴琉璃发簪成为风尚，就连里巷妇女等普通市民阶层都可以佩戴得起。

南宋 琉璃簪 长7.9厘米，头径1.2厘米 湖南省长沙市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通常，我们把单根的发叉称为“簪”，双股的发叉称为“钗”。受宋代低调奢华的审美观影响，宋元琉璃簪钗中，以涅白色、涅蓝色、淡蓝色、翠绿色居多。按其式样不同，细分成不同的簪、钗名称，如花头簪、花筒簪、竹节钗、桥梁钗等，均为国产琉璃。下面列几种宋代琉璃簪钗，仅供欣赏。

宋代琉璃钗、琉璃簪及细部

　　以下三图是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局部细节放大，可以看看宋代普通市民的发型，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还可以隐约看见女人头上的发簪等饰品，至于是不是琉璃的，只能靠猜了。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男人、女人发型

　　从上图可以看出，宋代男人的发型，基本上是扎个发髻在脑后，一般不用簪钗，以布巾裹住为主。另据专家介绍，宋朝男的读书人一般在发髻外戴头巾，男的道士扎发使用簪钗。几种宋代男性帽子示意图：

宋代男性帽子示意图

　　从局部放大的《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代女人的发式多种多样，一般都使用簪钗和其他头饰，品种丰富。几种宋代女子常见发式示意图：

宋代女子常见发式


《對鏡理紅妝圖》宋 冠梳


戴鳳冠、穿衫裙、掛纓絡的婦女（山西永樂宮三清殿壁畫）


戴花冠的宋代婦女（南薰殿舊藏《歷代帝后圖》局部）

　　关于宋代的琉璃建筑。根据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卷一●大内》记载，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据《东京梦华录 ●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记载，相国寺左右有两瓶琉璃塔，寺内有智海、惠林、宝梵、河沙东西塔院，乃出角院舍，各有住持僧官，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以上记载说明东京汴梁的琉璃建筑不少。

辽代琉璃——中、西、契丹混合风格

　　辽是我国东北辽河流域有契丹族建立的地方封建王朝，公元916年由耶律阿保机创建，其疆域包括整个东北、蒙古以及西北、华北部分地区。公元936年从石敬瑭手里拿走燕云十六州，现在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山西大部分地区均归辽统治。公元1125年在北宋的协助下，被金国所灭。当然失去了辽国这个屏障之后，北宋在很快在公元1127年被强大的金国所灭。虽然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边疆民族政权，但长期与中原汉族毗邻，对中原的觊觎、掠夺、经贸和使臣往来从未停止过，深受大宋文化的影响。同时，通过战争、贸易等形式，与西域直接、间接交流也非常频繁。所以，辽文化既有契丹游牧民族特色，同时还带有中原文化和西域风格。

辽 七棱柱状琉璃瓶 1988年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

　　1988年从辽宁省朝阳市北塔天宫出土了多件精美的辽代琉璃器。朝阳北塔是东晋时期前燕慕容铣建造的一座舍利佛塔，后经过北魏、隋代、唐代多次重修，大辽建国后公元916年，霸州彰武军节度使韩知古，奉太祖耶律阿保机之诏命，修柳城，置霸州，重修开元寺塔并改名为延昌寺塔，即现在的朝阳北塔，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四月八日最后竣工。朝阳北塔本身就是世界奇迹，地基是前燕时期的三燕宫殿夯土台基，台基是北魏的“思燕佛图”，内核是隋、唐砖塔，辽代在重修时采用了“塔中塔”、“塔包塔”的构筑形式，外建一座佛塔的外表，最大限度地保留古迹，堪称建筑奇迹，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五世同体的古塔。该塔建成后被皇家视为圣地，里面供奉的琉璃器即为皇家使用的珍藏品。

辽代 辽宁朝阳北塔

　　朝阳北塔为方行空心十三级密檐式砖筑典型佛舍利塔，在1988年11月14日对北塔进行修缮过程中，发现了天宫、地宫，出土了上千件奇珍异宝，两颗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再现于世，是继1987年陕西法门寺后佛教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轰动了海内外。同时出土的鎏金银塔、金银经塔和波斯琉璃瓶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辽 波斯琉璃瓶 1988年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出 朝阳北塔博物馆

　　朝阳北塔天宫石函出土的上面这件淡黄色琉璃瓶，通高16厘米，整体造型如一昂首蹲鸟，鼓腹径8.5厘米，颈部缠有蓝色琉璃丝为装饰，瓶柄上的扳手也是蓝色琉璃，瓶口配有黄金的子母瓶盖，瓶子的内部还有一个蓝色小琉璃带把杯。这件琉璃瓶造型奇特，瓶壁极轻薄，非常珍贵，是由吹制法吹制而成的伊斯兰玻璃器。它作为供养器，于辽重熙年间供入佛塔。

辽 高足玻璃杯 2003年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这件淡蓝色高脚玻璃杯，口径9、足径3.8、高12.5厘米，侈口深腹、高足圜底，为无模吹制法制成，整件器物晶莹剔透，完好如初，堪称奇迹。

辽代鸟形琉璃瓶 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征集 自产 内蒙古博物院藏

　　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白塔出土了一件刻花长颈琉璃瓶，和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刻花长颈瓶一样，应该是装香水的容器，西域进口。蓟县独乐寺始建于唐代贞观十年（636年），辽代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重建，寺内均为辽代建筑，据传因其“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而得寺名。该寺的特别之处是安禄山在此誓师起兵叛唐，“安史之乱”从这里开始。

辽代刻花琉璃瓶 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白塔出土

　　最引起轰动的是辽代陈国公主墓的发掘。陈国公主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是和驸马的合葬墓，1985年6月修水库时被发现，198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陈国公主（1001—1018年），耶律氏，辽景宗皇帝孙女、秦晋国王辽圣宗皇太弟耶律隆庆之女、吴国公主之妹，尽管死时才年仅十八岁，但因为家世地位高贵显赫，死后则给以厚葬。该墓典型的契丹贵族风格，规模不大，但随葬器物却非常丰富、精致。

辽  带把琉璃杯 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馆藏

　　陈国公主墓出土了7件琉璃器皿。其中一件完整的的带把琉璃杯，高11.4、口径9、底径5.4厘米，深棕色透明，外表附有风化层，口微敛，径圆筒状，肩部外鼓，腹部陡收，假圈足，在口和肩部连接着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圆饼状物为扳手，很可能是一件伊朗高原10世纪产的玻璃器。

辽  刻花琉璃盘 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馆藏

　　其中有一件刻花琉璃盘，口径25.5、底径10、高6.8厘米，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敞口圆唇，弧腹圈足，腹壁刻有一周以手工用砂轮打磨出的28个小四棱锥装饰。此盘器形美观，制工精细，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10-11世纪的风格一致，为现存世界罕见的珍品！

辽  乳钉纹琉璃瓶 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馆藏

　　另有一件经复原的乳钉纹琉璃瓶，高17、口径6、腹径9.5、底径8.7厘米，无色透明，侈口长颈，呈漏斗形，鼓腹，喇叭口状高圈足，腹壁饰五排小乳钉纹。它的奇特之处是瓶把，用10层琉璃条镂空堆砌而成的，这需要工匠充分掌握热熔态琉璃在降温时由软变硬的时机，以高超的手法逐步堆砌才能完成的复杂工艺，这件乳钉纹琉璃瓶很可能是埃及或叙利亚的玻璃产品。

辽 刻花琉璃瓶 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馆藏

　　这件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刻花长颈瓶，与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白塔出土的刻花长颈琉璃瓶风格、做工一致，是西域进口的香水瓶。辽陈国公主墓葬中的琉璃器既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有来自大食伊斯兰世界之物，可见辽与西域、欧洲的交流是远远超乎想象的。

辽代陈国公主墓志铭 内蒙古博物馆藏

　　从各种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辽代的生活方式即保留契丹游牧民族的特色，又始终在向北宋学习，如根据《乘轺录》记载，公元1008年，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设宴招待“国信使”路振，其宴会陈设与北宋极为相似，其所用器皿“皆颇璃黄金扣器”。还有，北京西二环的天宁寺塔也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命皇叔耶律淳所建，关于耶律淳及天宁寺塔的故事，我曾经在《天宁寺重考》中讲过，欢迎点击重读。

金代期琉璃建筑 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

　　金代的琉璃使用情况与辽代极为相似，不作详细叙述。在辽金统治区域内，琉璃建筑发现不少，其中金皇统三年（1143年）建成的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上面的琉璃吻兽，形象威武生动，色釉浑厚明亮，很值得欣赏。

元代琉璃——琉璃建筑放异彩

　　元朝于公元1271年建立到1368年土崩瓦解，只有不到98年的时间。总的来看，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带给中华民族的是野蛮的统治、无章的治理和空前的腐败。在元朝统一中国之初，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工业、农业、手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几乎破坏殆尽，但元朝疆域西扩，丝路畅通，对外贸易活跃。因此元代有大量的玻璃制品从西域伊斯兰地区输入，在元代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常见之物，但国内生产琉璃器皿技术止步不前，少有西域先进玻璃生产技术与工艺的移植，当时的文献中也鲜见关于琉璃生产方面的记载，不过琉璃作为建筑附件、建筑装饰以及相应的琉璃工艺品却逐渐得到重视。

元 蓝色莲花形琉璃托盏，1999年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甘肃博物馆藏

　　在元代墓葬和地宫中琉璃器出土较少，最著名的就是1999年在甘肃定西市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这件琉璃莲花盏托。盏高4.9、口径8.9、底径3.4厘米，盏托高1.2、口径15.2厘米。托盏为晋蓝色琉璃制成，半透明，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琉璃托盏。汪氏是金、元、明陇西望族，墓主人汪惟贤是汪世显的孙子，是元代“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即使元代出土琉璃器较少，还不能据此判断元代玻璃已降贱为平常之器，理由是《元史●祭祀志》的记载表明，琉璃瓶依然是太庙中最要的祭器。

元 玻璃圭 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

　　苏州张士诚之母曹氏墓出土了一件大型涅白色琉璃圭，长42.5、下宽6.8、上宽6.5厘米，是最大的元代琉璃器。圭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伐等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张士诚（1321年生），江苏泰州人，反元起义军领袖之一，割据江苏、浙江等地，自称吴王，因贩盐和开展海外贸易成巨富，势力很大。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被朱元璋围困于苏州，兵败后被俘，上吊而亡。

元琉璃三彩镂空龙凤纹熏炉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1964年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黄寺汽车修理厂元大都遗址出土了一件元代琉璃三彩镂空龙凤纹熏炉，直口、短颈、圆腹、陶胎，通高37、口径22厘米，腹下承三兽足，颈部两侧贴两桥形耳。炉盖山峰重叠，一条黄彩蟠龙盘绕在山峰中，顶部镂空，缕缕熏香由此处飘然而出。炉盖与炉身用槽口衔接，颈部与腹部镂雕龙凤穿牡丹雕花装饰，这种结构型式保留了汉代博山炉的造型。通体施孔雀蓝、草绿、黄、白等多种釉色，十分精美，是元代琉璃制品中的珍品。

元 开封延庆观琉璃玉皇阁

　　元代的重要建筑如宫殿、佛教寺院、道观等开始广泛使用琉璃，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琉璃建筑属元代开封延庆观玉皇阁。开封延庆观，原名重阳观，为纪念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即王喆）而兴建，金末时重阳观已毁。元太宗五年（1233年），全真教徒受丘处机遗命，重修重阳观，历时三十年，规模宏伟，殿宇壮丽，元帝赐名“大朝元万寿宫”。元末毁于兵火，仅存斋堂（即玉皇阁）一座，明洪武元年（1373年）重修，更名延庆观。玉皇阁仍为元代风貌。

经放大 延庆观玉皇阁顶的琉璃蒙古武士

　　延庆观玉皇阁上层为八角楼阁，外设琉璃栏杆，内供汉白玉雕玉皇大帝座像及左右侍臣，上盖脊饰犹存琉璃蒙古骑士形象，正顶装以火焰宝珠铜饰。整个建筑以琉璃件装饰，是蒙古包与楼阁的巧妙结合，造型奇特，色彩绚丽，国内罕见。元代的琉璃制作工艺及建筑装饰风格已形成了一定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清两代琉璃工艺的发展。

山西长治潞城李庄文庙的“至元元年”（1335年）琉璃吻

　　元代建筑的琉璃吻，很有气势，也很漂亮，此类构件在元代建筑中比较多见，艺术造诣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琉璃吻“即殿宇屋顶瓦当的吻兽，是由秦代简单图案的瓦当突起发展而来，有凤凰、朱雀、孔雀等鸟形以及鱼龙形或螭龙形，主要用来避火、避邪，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和中华文化韵味。根据《唐会要》、宋朝《营造法式》记载，汉朝的柏梁殿上有“鱼虬尾似鸱”的东西，有“避火”之用。晋代以后的文献中出现了“鸱尾”一词（传说是一种海中能灭火的神兽），其外形类似于鱼尾，尾端朝上，曲向正脊的方向。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街（现代建筑）

　　在元代初期，北京城因元大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琉璃构件，朝廷就在当时元大都城外的郊区——海王村开设了琉璃窑。到明代紫禁城建设时，因为修建宫殿的需要，扩大了琉璃窑的规模，琉璃窑成为当时明朝朝廷工部直属的五大工厂之一，改叫琉璃厂，这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现处于北京前门的西边和平门的琉璃厂街，也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这条古街之所以称为文化街是有历史渊源的，从清代起的，当时各地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大多都集中住在这一带，周边街区出现了很多的出售书籍和笔墨纸砚的店铺，形成了浓郁的古文化氛围。现在来京旅游的文化人也都想到这里来转转。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街（现代建筑）

　　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城需要重新规划修建，海王村的位置纳入城区范围，琉璃厂原有的烧制琉璃窑功能便不适宜，于是，朝廷将琉璃窑迁移到现在的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龙泉镇的琉璃渠村，但“琉璃厂街”的街名则保留下来，流传至今。

现在的北京门头沟琉璃渠村

　　琉璃窑迁到门头沟区龙泉镇后，在明清两代继续生产为紫禁城、皇家园林所需要的琉璃建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琉璃生产基地，号称琉璃之乡，清朝时到达鼎盛，后因修水渠至此，该村更名“琉璃渠村”。

明代琉璃——建筑琉璃达巅峰

　　明朝初期，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垦荒，进行屯田，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很快就超过了元代，纺织、制瓷、冶铁等工业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技术更为先进，商业和城市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于明朝实行“一条鞭”税法，简化赋税，解放了没有土地的农民，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纺织、瓷器业快速发展。在瓷器高度发达的同时，琉璃的制作技术也大幅提升，并且出现了三个有趣的变化。

明 曹昭的《格古要论》目录

　　明代琉璃的第一个变化是随着玻璃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西方式样的透明玻璃器已逐渐走入平常百姓生活，只是比瓷器相对贵重一些，已经不再独受权贵的器重和青睐，玻璃似乎有从琉璃范畴分化出来的迹象，所以明朝的玻璃制品入葬、入地宫已不多，流传下来更少。但少并不是没有，如北京护国寺西舍利塔出土的莲瓣口沿的玻璃盘、碗各 1件，都是白色、半透明，比较精美；北京天宁寺出土的 1件深蓝色玻璃盘，口径21.7厘米；墓葬出土仅有琉璃围棋子和琉璃带板。上图是明初曹昭写的《格古要论》的目录，曹昭已经把琉璃叫做“罐子玉”或“硝子”，而把海外或南方生产的“琉璃”叫做玻璃了。而在明代之前的文献中，对琉璃、玻璃的区分是很模糊的，甚至根本就不分，这充分说明明代已经认识到了它俩的区别。

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罐子玉”即琉璃的描述

　　《格古要论》记载：“罐子玉，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若无气眼者与真玉相似”；“硝子，假水晶用药烧成者，色暗青，有气眼，或有黄青色者，亦有白者，洁白明莹，谓之硝子”；“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水晶相似，器皿皆多碾开有雨点花儿者是真，其用药烧者，入手轻有气眼如琉璃相似”。根据曹昭的记载，罐子玉和硝子应该是利用古法琉璃技术，融入西域玻璃配方之后形成的物质，即改进后的琉璃。如今日本仍称玻璃为硝子，古玩界也统称这些模制的硝子为“料器”。从曹昭的记载可以得知，明朝的玻璃多从“南番”而来，有来自海外进贡或贸易的，也有广州、番禺沿海制造的。

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玻璃的描述

明代《礼部志稿》之《主客司职掌给赐》曾记载，朝廷发放外夷人贡品的回赐价值定额，其中讲道：“凡番货价值，弘治间定回回并番使人等进贡宝石等项，内府估验定价例：…大玻瓈瓶碗每个三贯，小玻瓈瓶碗每个二贯，玻璨灯瓯每个二贯。”明朝的一贯钱相当于一两白银，玻璃碗在当时也是很昂贵的。

明代 白琉璃菊花碗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印证这个变化。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珠玉》记载：“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火齐其类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义。然不产中国，产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华人艳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烧瓴<商瓦>转釉成黄绿色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为盛油与笼烛者为琉璃碗。合化硝、铅写珠铜线穿合者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瓶袋。各色颜料汁任从点染。凡为灯、珠皆淮北齐地人，以其地产硝之故。”如今已在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颜神镇（即山东博山），出土了不少琉璃废丝头和珠、簪等残品。

明代 琉璃釉大罐

　　明代琉璃的第二个变化是琉璃作为传统得王室礼器，经过元朝近百年的弱化之后，在明朝强大的恢复汉文化传统思维推动下，朝着“仿汉代”的方向发展。例如，作为皇室用具，明朝琉璃明确划分了传统琉璃的制造方法和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

明代 官服上的琉璃带板

　　据《 明史● 志第四十三●舆服三》记载：“文武官朝服：…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六品、七品，二梁，革带银，佩药玉，绶用黄、绿、赤织成练鹊三色花锦…状元及诸进士冠服：状元冠二梁，绯罗圆领，白绢中单，锦绶，蔽膝，纱帽，槐木笏，光银带，药玉佩，朝靴，氈袜，皆御前颁赐，上表谢恩日服之。”另据《大明会典卷之六十一●文武官冠服●朝服》记载：“…朝服四品以下用药玉。"

明代 官服上的琉璃带板

　　明代琉璃（药玉）的大小，深受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精致理念的影响，都做得小巧玲珑，这就是明代官服带板比唐代要小的原因，这种影响在明代及之后琉璃器的传承上留下深深烙印。作为明代官方冠服所用的琉璃，还被限制于浑浊的“仿玉”模式，工匠们在烧制时还要特意加入浑浊剂，以达到半透明甚至不透明的“药玉”质地和效果。明代琉璃品种中最贵重的要算青帘，是用无色透明的琉璃料，加上蓝色料，再制成筷子粗细的光洁晶莹的条状珠，然后把它串成珠帘，挂到一些特殊宫殿的朱漆大门上。

明代 官服上的琉璃带板

　　明代琉璃的第三个变化是建筑琉璃的快速发展，在艺术造型、釉色配制和烧造技术等方面在明朝日趋成熟，是我国建筑琉璃的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客观因素是明初朱元璋在南京和临濠中都（即安徽凤阳县临淮镇，朱元璋老家）大兴土木，屋面全部使用琉璃砖瓦和脊饰，永乐皇帝朱棣则大有过之，为迁都之需要，在北京又重启、扩建琉璃厂。皇家的琉璃厂集中了南北方工匠的精粹，统一规格，统一生产和严格的质量检验，提高了琉璃的质量和制作技术。它在生产的规模以及数量和质量上大大地超过了元代，为日后民间琉璃的普及和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柞用。

南京故宫模型

　　成化年间，民间的建筑琉璃因寺庙的井喷式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起因是原来朱元璋为推行节约，在洪武六年明令全国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而到成化年间这一规定被打破，一时间全国到处开始新建寺庙。寺庙的发展带来了琉璃烧造的繁荣，但官僚和百姓使用疏璃作为屋面脊饰是被限制的，民间琉璃在造型艺术和釉色上相对素朴典雅，以青绿为主，图案简洁，没有皇家庙宇之富丽。

临濠中都模型 安徽凤阳县临淮镇，朱元璋老家

　　嘉靖至万历年间，政权稳定，经济活跃，民间太量维修包括汉代、魏晋以来的寺庙，琉璃遍地开花，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山川村落，留下了无数琉璃匠人的足迹和他们的作品。传统工艺已经完全定型，走上了片面追求装饰的道路。不过，此时过多的图案和纹样变得繁琐，破坏了整体效果，并对清代的琉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万历以后，政局的动乱导致建筑琉璃数量急剧减少，多是修补而已。至此，明代的建筑琉璃已完全衰落，直至清初康熙、乾隆年间才重新清跃起来。

北京故宫的琉璃砖、琉璃瓦 明永乐年间建

　　明代初年在建筑中的等级制度管制极为严厉，如据《明史●廖永忠传》记载，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极刑；据《万历野获编●卷十八》记载，营建区堂的中等工匠，误报上等工匠，几乎全被处死；《明律》中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答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答五十。”

北京故宫的琉璃砖、琉璃瓦 明永乐年间建

　　明代的建筑琉璃仅限于皇家的宫殿、园林、陵墓、坛庙，亲王的府第，以及民间的寺庙道观使用。官僚、百姓严禁使用。不仅如此，对图案纹样也有所限制。据《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记载：“百官第宅：…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彩绘饰。”

北京故宫的琉璃砖、琉璃瓦 明永乐年间建

　　在琉璃色彩方面，更有严格的等级和规定，传统的五色青、赤、黄、白、黑与五行、五方、四灵相配。据《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记载：“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黄居于中央，象征着权力，西汉中叶后重土德，尚黄，黄色只能为天子专用，这一制度延续到明清。

南京明孝陵 明洪武十四年开建，洪武三十一年建成

　　黄、红色等级最高，红色为尊，仅次于黄色，青（绿）色次之，黑色最低。明代临濠中都和十三陵初期使用过紫红色琉璃瓦，后来就少见了。亲王府第可以用青色琉璃瓦，寺庙多采用黑色琉璃瓦。据《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记载：“亲王府制：…九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

明十三陵 北京

　　明初皇家的寺观庙宇，如永乐年间建造的湖北武当山紫霄宫、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屋面都是绿色琉璃，级别已经相当高了。注意，颜色限制一般指大面积的瓦块，至于屋面脊饰和贴面用的五彩琉璃则不在限制范围。

湖北武当山紫霄宫 明永乐年间建

　　明代建筑琉璃产地分布较广，我国南北方都有，它和当时的大规模修建寺庙工程相目有关。传统的琉璃产地仍然集中于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为了适应皇家建设的需要，明初在南京的聚宝山、当涂青山窑头、凤阳琉璃岗和细瓷窑设琉璃厂，为南京的皇官以及凤阳中都烧造了大量的琉璃砖瓦和构件。永乐迁都，又在元代海王村（即和平门外琉璃厂街）琉璃窑址上建厂设窑。类似的官办琉璃厂在湖北、四川、山东等地都设有。根据需要，有的存在时间很长，有的则很短。它们都是在明朝廷工部领导下统一烧造。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之前，山西的琉璃烧制技术水平最高，当时北京琉璃厂的工匠主要来源于山西晋中和晋东南一带的琉璃窑。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原建于永乐十年，现代重建

　　明代寺庙各地遗存实物非常丰富，山西居多，如太原的晋祠、平遥的武庙、城隍庙、介休后土庙、洪洞广胜寺、解县关帝庙、阳城寿圣庙、晋城海慧寺等。这些寺庙的建造都非常精美，广泛使用了琉璃装饰和构件。这也是山西琉璃工匠比其他地区人数多、技术精湛的原因。

山西介休后土庙 明正德十一年重修

　　请大家欣赏山西介休后土庙的琉璃。后土庙创建年代不详，据《重修后土庙碑记》记载，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及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两次重修，当前后土庙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年）重修并扩建的格局。因明朝后期对琉璃瓦管制较松或皇帝的许可，部分使用黄色琉璃瓦。

山西介休后土庙 明正德十一年重修

　　后土庙各处琉璃制品工艺精湛，历久色泽不衰，碧绿、金黄、孔雀蓝交相辉映。八卦楼楼顶坡面用黄绿两色琉璃瓦构成图案，金黄色的莲花脊筒、脊刹、宝瓶、宝珠、仙人、走兽等，琳琅满目，光辉夺人。就连十字歇山顶两侧的博风板、悬鱼惹草，也装饰着各种琉璃件，形象逼真，色泽艳丽。装饰在影壁博风板上的紫白两色琉璃葡萄，鲜活逼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庙内所有琉璃制品，色彩纯正明丽，造型准确生动，是中国庙宇琉璃艺术品中保存最完好的珍品，被称为“琉璃建筑艺术的宝库”。

山西介休后土庙 明正德十一年重修

清代的琉璃——从璀璨中陨落

　　大清统治中国260多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初期，清廷采取土地再分配、兴修水利、减免部分赋税和对部分手工业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力普遍提高，中国经济很快从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满人入关的战乱冲击中恢复。清朝的琉璃技术，在明朝的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到雍正时期，无论是制作技术还是精美程度，都已到达了历史的巅峰。

清代蓝琉璃石榴花碗

　　清代的琉璃生产，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南方以广州为中心的玻璃作坊，主要生产普通玻璃器，供国内普通老百姓使用，少量出口。清朝中后期，苏州等地的玻璃生产也发展迅速。但总体看来，由于工业基础差、科技水平低和国力日衰，当时中国的玻璃工业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和西方国家比，差距越拉越大。

清雍正鸡油黄料盘

　　第二部分是北方仍以山东博山颜神镇为中心，主要生产琉璃器和平板玻璃，供出口和国内高端市场，清朝中叶，博山琉璃的生产已经实行公司化模式，产销量很大，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地市场，而且由青岛海运出口，销往国外，每年出口量都在7000吨以上，产品有佩玉、屏风、棋子、念珠、鱼瓶、簪珥、葫芦、砚滴、佛眼等几十种，有些琉璃珠饰曾出口到东南亚各国，其中有些珠子还被转销到北美，受到印第安人的喜爱。1904年，清廷官员曾在博山设立玻璃公司，在德国技师指导下手工生产过平板玻璃，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生产的平板玻璃。

清雍正宝石蓝料兽面纹笔筒

　　第三部分是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专门为皇室制造各种把玩、赏赐、使用的琉璃器。这部分琉璃器代表了清朝琉璃技术的最高水平，从那时起至今，一直是市场的宠儿。

清雍正淡绿料长颈瓶

　　第四部分是遍布各地的建筑琉璃，包括琉璃瓦、琉璃吻和其他琉璃构件。详情后面再谈。

清雍正透明蓝料棱瓶

　　清代琉璃的发展，得益于帝王的重视。大家都知道，康熙、雍正、乾隆都比较爱好瓷器，都很重视瓷器的设计和生产，其实他们也同样重视琉璃。

清雍正透明料刻双鸟缠枝果纹碗

　　当看到欧洲制造的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后，乐于接受外来科学技术的康熙皇帝非常喜爱并下决心仿造，当然他不是简单的仿造，而是要结合古代的琉璃生产方法，而是生产和制造中国自己的高品质琉璃器，达到仿古、超古的目的。在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皇帝请来德国传教士兼技师纪理安作技术指导，在养心殿开设造办处玻璃厂，开始制作宫廷御用琉璃器。这个纪理安，就是监造东便门北京观象台地平经纬仪的德国人Kilianus Stumpf。

清乾隆仿金珀料斗笠碗

　　造办处玻璃厂从建立起，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代灭亡为止的215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制造与生产。当时清宫征调了全国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在玻璃厂轮班供职，他们主要来自山东博山和广州等地，同时还有欧洲的技术人员如格林、纪文、汤执中等进行技术指导并参与制作，于是，西方技术和中国传统琉璃技术在养心殿玻璃厂进行融合。据《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承做活计清档》记载，康熙年间玻璃厂工匠程向贵烧造的雨过天晴刻花套杯，其装饰手法就是受西方金刚钻刻花玻璃影响的阴刻花纹，这说明西方工艺影响着玻璃厂的生产。

清乾隆透明紫料笔纹洗

　　造办处玻璃厂的能工巧匠们依靠皇家雄厚的资材，凭藉自己高超的技艺和智慧烧炼出了色彩丰富、质地精纯的琉璃，并采用无模吹制和有模吹制等技法制造出了几十种类型的器物，同时还利用中西不同的艺术加工技法创造出了众多的工艺品种，尤其是经过碾琢的套色琉璃的出现，把琉璃的制造工艺提高到崭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了琉璃工艺的辉煌成就。

清乾隆仿琥珀料瓶

　　清代著名的琉璃器，绝大部分是造办处玻璃厂制造的，主要器物有炉、壶、瓶、钵、碗、杯、盘、尊等，颜色有白、黄、蓝、青、紫、红等30余种，还有套料、金星料、搅胎、珐琅彩等多种装饰方法。其中，琉璃装饰艺术最重要的创造应是“套料”，也就是在白琉璃胎上粘贴各种彩色琉璃的图案坯料，然后经碾琢而成。另外，套料也有许多以彩色琉璃为胎。按成分分析，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生产的器皿和西方玻璃不相同，和古法琉璃也不相同，收藏界人士喜欢把它们叫琉璃器，一些人把它们叫玻璃器。其实，我看都可以，反正古代对琉璃的确切内涵都是模糊的。

清（19世纪）白地套绿料荷叶纹盆

　　造办处玻璃厂的发展历程是康熙时期打基础，雍正时期大发展，到雍正末年、乾隆初期进入辉煌时期，而后随着国运衰落，渐渐走下坡路，直到1911年关停。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朝已有单色琉璃、画珐琅琉璃、套琉璃、刻花琉璃和洒金琉璃等品种，雍正朝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描金琉璃，乾隆朝成功烧造出金星琉璃、搅胎琉璃等顶尖杰出品种。目前流传于世的清代琉璃器佳作绝大多数都是雍乾时期的作品。

清黄料双耳三足炉

　　康熙时期的成就是创造套料，并使单色琉（玻）璃器的制造达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器型完全摒弃了唐宋以来的薄胎瓶、杯、碗造型，而是采用仿玉器、瓷器等仿古造型，如琉璃水丞、鱼缸、笔筒等。

蓝色玻璃碗 摹宋代瓷器 乾隆时期出品

　　清代琉璃制造技术水平的提升与雍正有关。雍正帝登基后对社会进行了一番改革，大大提升了匠人的社会地位，同时颁布典章，实行琉璃代替宝石制度，琉璃器也就成为了朝廷的赏赐之物，琉璃的地位较前朝有所提升。

清乾隆黄料耕作图扁天球瓶

　　雍正朝注重琉璃颜色的调配研究，能惟妙惟肖地仿制出玛瑙、翡翠、琥珀、蜜蜡等效果。雍正时期造办处玻璃厂由养心殿迁移到圆明园六所，作品基本上沿袭了康熙朝技术，但色彩更加丰富而艳丽，造型上多采用仿青铜器、宣德炉、漆器、玉器等，质地很好。

雍正蓝色八棱瓶（中华鉴宝图）

　　雍正蓝色八棱瓶高14.5、口径2.3、足径4.2厘米，造型规整，棱角笔直清晰，色泽雅致，晶莹剔透，格调高雅，虽无纹饰，却以精巧的造型、宝石般的色泽和纯净无暇的质地取胜，显示出此时的琉璃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巅峰。

清乾隆 黄地套红琉璃龙纹钵

　　乾隆时期，因皇帝对精、奇、巧工艺品的酷爱，不惜动用国库，调动国内顶尖技师，组织充足的人力物力，选择条件优质的作坊组织生产，制作了各种精美的把玩物件。这时期琉璃制作非常盛行，追求器型华丽、花纹精美，极度奢华，但有些作品雅不足而俗有余。“国粹”鼻烟壶就是这个时候流行开来的。

清代鼻烟壶 上海玻璃博物馆

　　说到乾隆时期的琉璃技术成就，要数搅料工艺的创建。用这种工艺装饰的搅胎琉璃瓶，要经过多次吹制、缠绕、充气、粘合，过程复杂，类似于拧丝。

清乾隆搅胎琉璃瓶

　　所谓金星琉璃，就是在琉璃料熔化时撒入金粉或其他如纯铜金属，然后制成块料，再根据器物设计要求进行切割、打磨成型，在器物中形成金灿灿的亮点，犹如夜空中的金色繁星，耀眼而华丽。这也是乾隆穷奢极侈的见证。

清乾隆金星琉璃

　　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十二）》中说过，因乾隆不善治国却刚愎自用、自高自大，中后期还出台了一系列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大清朝从此与世界隔绝，犹如井底之娃，孤芳自赏，经济、科技、国力等方面一步一步拉开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逐步走向衰败，直到灭亡。我赞同一些人的论断，单凭“闭关锁国”这一项，乾隆可以算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罪人，没有之一。瓷器和琉璃的发展轨迹，是与大清朝由盛而衰的历程是同步的。

清代黑色料煙壼

　　乾隆之后，琉璃的制作一直进行，虽然各朝都有些不错的玩意儿作品，但大多不如从前，规模也越来越小，不过晚晴的鼻烟壶盛极一时，这也是时代颓废的一个应景。随着封建王朝的消亡，为宫廷服务的琉璃制造，彻底衰败。

清代 玻璃器 西安博物馆 

　　再说说建筑琉璃。清代的建筑琉璃是从入关之前开始的，据《清史稿●志八十九●盛京五部●工部》记载：“黄瓦厂，五品官一人。侯姓世袭。”说明在明朝末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占领沈阳、修建盛京时，就有专门负责烧制琉璃瓦（黄瓦）的五品官员。

沈阳故宫（盛京）

　　沈阳故宫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 汉、满、蒙族建筑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其琉璃制作水平相当高超。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沈阳故宫是后来经过了多次修葺的，但风格基本没变。

沈阳故宫（盛京）的琉璃瓦






沈阳故宫（盛京）的琉璃砖

　　进关统一中国之后，  清代的建筑琉璃在型制和工艺上承袭明制，使用上和明代一样，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黄琉璃瓦用于帝王宫廷、陵庙，如北京故宫的修葺，清东陵、西陵陵等；绿琉璃瓦用于王府；青琉璃瓦用于祭祀修建，如天坛祈年殿，屋顶铺纯青琉璃瓦，象征青天；黑琉璃瓦、紫琉璃瓦等多用于帝王园林中的亭台楼榭。《大清会典》规定，非皇帝特许，大臣等官员和百姓严禁使用琉璃。

清代的紫禁城 基本保留了明代格局和风格




清东陵




清西陵

　　康乾盛世，建筑琉璃发展较快，北京的宫殿和园林都广泛地使用了琉璃，建筑琉璃在国内高度发达，从业者众。清代晚期，国弱民贫，建筑营造大大减少，传统的琉璃工匠纷纷转行，以至技艺失传。延至全国解放之际，素有琉璃之乡称呼的山西省仅有数十个琉璃匠人了。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建筑琉璃业衰败。

现代琉璃——用艺术玻璃演绎琉璃之美

　　玻璃在现代已成为随处可见的一种材料，再平凡不过，而琉璃器的制作在中国衰败消失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陆续续出现一些“琉璃”作坊，创作工美艺术品，其中不乏精美作品，深受人们青睐。最著名的要算杨慧珊、张毅这对影视伉俪的琉璃工作室——琉璃工房。

琉璃工房的作品 2003年购买

　　记得2004年时，我经朋友介绍购买了这两个琉璃工房小件，应算首次知道并接触琉璃，当时就被它精美流畅的纹理震惊了，从此开始关注“琉璃”。以下是陈列于上海琉璃博物馆的琉璃工房部分作品：

上海琉璃博物馆 琉璃工房作品展览 照片由朱寶儿提供

　　琉璃工房用脱蜡精铸古法工艺，一路探索，以艺术玻璃为载体，试图传承中国古琉璃文化，取得辉煌业绩，成就令人敬佩。如今，琉璃工房在全球已成为琉璃艺术的代名词，杨惠姗、张毅被誉为当代琉璃艺术的开拓者与先锋，不仅在亚洲与欧、美等地设立七十家艺廊，其作品多次受邀至日、美、英、意、德、法等国展出，尚有超过20件作品，获世界级重要博物馆的永久典藏，至少有32位国家元首，接受过琉璃工房作品作为赠礼，亦多次选入奥斯卡及艾美奖颁奖盛典礼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上海琉璃博物馆参观鉴赏。

结束语——历史不是用来重复的

　　简略梳理完中国琉璃璀璨的历史和文化之后，不免有所感慨。在灿烂的中华文明长河中，琉璃和陶瓷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条脉络、一个缩影。几千年来，有过辉煌历史的琉璃，曾经几度失传。是什么原因造成古琉璃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我分析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过度的琉璃崇拜和琉璃神秘化，缺乏成熟的研究和知识积累，工艺和配方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容易造成失传或传承受阻；二是琉璃只为皇权贵族服务，社会普及程度不够，容易受到朝代更迭的影响而造成传承中断；三是社会缺乏工业基础，琉璃无法作为一个行业走上持续发展之路；四是当遇到西方玻璃冲击时，要么墨守成规、要么崇洋媚外，对先进技术缺乏正确学习和借鉴的态度和方式，阵脚大乱。
经过几千年灿烂文明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走入历史纵深，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血脉和土壤，了解祖先们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所取得的知识、经验、教训和成就，以史为鉴，汲取精华、去其糟粕、讴歌辉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使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去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陶瓷如此，琉璃如此，其他各项事业亦如此。如果要说我的写作初衷，如此是也。

 

参考资料及图片来源：

　　1.李丽红著《琉璃古风》现代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2.《百姓收藏图鉴金银器、琉璃器、珐琅器》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

　　3.元朝脱脱等编《宋史》

　　4.汪永平著《明代建筑琉璃》，载于《古建园林技术》 1988年03、04期

　　5.汪永平著《明代建筑琉璃的等级制度》，载于《古建园林技术》 1989年04期

　　6.杜昕著《北京琉璃烧制》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7.柴泽俊著《山西琉璃》文物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8.符芝瑛著《今生相随——杨惠珊、张毅与琉璃工房》现代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9.朱一点头《说说中国古代的玻璃》豆瓣日志

　　10.中国琉璃网 Liuliar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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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7年3月10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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