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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新中国艺术高原上的“它山”是一座有高度又具有独特性的高峰



时间:2017/10/21 19:08:23 文章来源: 陈履生美术馆 

  张仃(1917~2010),号它山。他在新中国艺术发展中涉及到很多领域,而在每一方面都有其特殊的贡献。这是一座蕴含特别丰富的“它山”,它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难以绕过,但我们必须面对。他是一面当代中国艺术的镜鉴,比照之下才知道高原到高峰之间的差距。

  “它山”的高度,并不是它在水平线之上的丈量,而是那挺直的脊梁以及内在的魂魄。他是以人品为支撑的在不同领域内的学术的高度,是峰峰相连所簇拥的一个时代的峰巅。当今天的艺术界已经忽略了人品的考察,已经不知道品格为何物的时候,看看那张经典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他的身影并不伟岸。张仃在鲁艺的实际影响并不如当时的许多美术家,重要的是他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感觉并不是很“革命”。他是有个性的艺术家,他和很多同时代的很多孩子一样通过临摹《芥子园画谱》而启发了对绘画的兴趣,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到北平,考入北平美专。一年后16岁的他在一周年校庆时以丈二宣纸画罗汉鬼怪,在受到嘲讽之余却表现出了他不满守旧的个性。此后,历经坎坷,先是在南京受到漫画家张光宇的赏识,后又加入到叶浅予领队的抗日漫画宣传队。虽然这时候他才20岁,却奠定了人生和艺术的基础和方向。漫画的家底成为他的看家本领,由此而派生出的诸多方面,都在融会贯通中表现出了不同一般之处,这也决定了他在延安以非党员的身份立足在鲁艺的境遇。无疑,个性使然。

1946年,张仃于佳木斯

  当漫画基本上退出社会舞台的今天,回观当年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抗日漫画宣传队,以及《救亡漫画》《抗战漫画》,那是时代的刀枪和一代人的满腔热血。而从构思立意到构图表现,漫画时代的人们在精神支撑下表现出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艺术语言的发展之上成就了一代艺术家的造型基础和表现能力。他们真的没有好好画素描,也没有好好学外语,可是,他们有理想有情怀,重要的是几十年不变的还是理想和情怀。正因为此,当张仃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又回到了他的东北,在东北画报社继续了他在延安的新年画创作的使命,完成了他的艺术从漫画到年画的转变。这种转变在1949年之后,很多画家都经历过,叶浅予到1959年还用年画的样式画了《北平解放图》。而张仃在为新中国设计和设计新中国的转变中,所表现出的才能,还是来自于漫画的基础,所谓的举一反三表现在张仃身上实在是非常贴切。

 《东北军脚下的镣铐》  漫画 

7.6 cm×35.9CM   1946年

《实行民主改革》 年画

36X26CM   1947年

  张仃的设计可谓是自学成才。为什么能够在1950年出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可能是因为他在延安主办过生产成果展览会,这是对于“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成果的布置,只是编排的合理一点,稍许有点装饰而已。可是,因此而主导了实用美术系,领导了中央美院的国徽设计小组设计国徽,并提出以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形象的创意。此后,1952年任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任捷克、波兰中国博览会总设计师:任莫斯科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展览会总设计师。一而再,再而三,进入到公共空间和展示设计的张仃,从平面到立体。这可以视为在新中国的工作,可对他的考验却是在专业之外的对新中国形象的理解和塑造,无疑,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所累积的革命文艺的感觉,给予他一个很好的把握过往经验的基础。所以,他在表现新中国的场馆设计中既融入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视觉体系之中,又表现出了中国的民族特色。从实用美术到工艺美术,是中国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由此,张仃也由“实用美术”无缝衔接到“工艺美术”。从参加“建国瓷”设计委员会、“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到1978年出任动画片《哪吒闹海》的美术总设计,1979年主持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大型壁画群工程,并创作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张仃在工艺美术的路上越走越远,1981年64岁时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而这个年纪在如今早已过了提拔的年龄。

1953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大门

《哪吒闹海》  壁画   1979年

  他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做了很多事,特别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型。当新中国改造传统国画的时候,他和李可染、罗铭的写生引起了业内的关注。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他?显然他不是国画家,他只是画漫画和年画,可是,他15岁在北平美专学的是国画,所学也没有好好学。怎么改造国画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当年的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了,但时势造英雄则具有普遍性。问题是,写生之后的张仃没有在国画的道路上前行,却投入到工艺美术的领域,直到1977年秋到京郊房山十渡写生而成《房山十渡焦墨写生图卷》。其间的1961年他历时半年带领研究生赴云南西双版纳写生,根据写生而创作了系列彩墨装饰画,被漫画家华君武戏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进入彩墨画时期的张仃似乎要甩掉那旧水墨的关系,而进入到装饰性的彩墨世界,从而树立起了与工艺美术相关联的装饰绘画大旗。

房山十渡焦墨写生(长卷)42X425CM 1977年,中国美术馆藏

 《昆仑颂》(局部)  焦墨画    

96×180CM  1988年

  当他再回到焦墨画中的时候,好像回到了他15岁入北平美专国画系的起点上。他释放了埋压在心里的“一辈子就想画山水画”的夙愿;他想用自己的《从头学起》(在黄宾虹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来提醒了人们关注黄宾虹。1986年,张仃任黄宾虹研究会会长,这之后,席卷全国美术界的黄宾虹热一阵高过一阵。晚岁的他不是在写生,就是在写生的路上,而焦墨写生及其创作,同样影响广泛。从纸本走向公共艺术的大型壁画创作,又去除了那种装饰的意趣,回归到墨的情境之中,回归到山水情怀之内,让人们看到了他“从头学起”的“它山”精神。

  张仃先生在20世纪艺术史上跨越几个不同的时区,他以先锋与旗帜、开拓与创建的成就和品格,在不同的经纬度上标高了“它山”的峰巅。“它山”的精神是不守成、不停息。遥望“它山”的峰巅,它为当代艺术家树立了时代的楷模,而由他产生的诸多问题和所指向的问题方面,正是我们今天面对艺术社会、艺术本体以及教育问题所必须要思考的。

《达摩沟废屋》 中国画  

68X138CM   1995年 

寒尽不知年-纸本焦墨山水-89cm×95cm---1996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

文章来源:2017年10月 20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