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
1/17页 共484

专访 | 传奇:澳中历史画家沈嘉蔚



时间:2018/9/29 15:05:24 文章来源:陈履生美术馆 



  2014年9月19日,沈嘉蔚老师来看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品,我带他在自己的作品前合影,意外惊喜的是正在国博展出有他的3幅油画:《兼容并包》,《同盟会成立》和《创伤——关于大夫和艺术家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而当日他的大型历史人物画《兄弟阋于墙》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姐篇。

  在我眼里,沈嘉蔚老师是一个传奇,并且他不断地在制造传奇。

  1989年,沈嘉蔚到澳大利亚悉尼,1990年,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坊间,常常有兴奋的消息传来。1991年开始,他参加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肖像画大奖赛阿基鲍尔奖展览,迄今为止他有13次入围包括一次第二名。这一记录使他跻身于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肖像画家行列。2005年澳洲全国性英文大报《澳大利亚人》将他评为最杰出的十位澳大利亚华人之一, 并列名第一。2008年澳大利亚SBS电视台播出由Esben Storm摄制的沈嘉蔚传记片。

  2010年,我回到北京。当我着手书写《百年袁家》时,查资料发现一套三卷本500多幅从未公诸于世的清末民初历史照片图册《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200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沈嘉蔚编撰,此沈嘉蔚就是彼画家沈嘉蔚也。

  我喜欢沈嘉蔚老师在题为“看得见的历史”序文中的一句话,“这批宝藏在悉尼的储藏室里静静地躺了几十年,一直在等一个来自中国的人将它们发掘出来。而这个人便是本人。”

  这套书,让我看见了百年前北京的模样,看见了清末民初那些来华使节和宦官大臣的模样,看见了底层百姓的模样,看到世纪之交的那场动荡——北京使馆区被义和团围困时的真实状况,看到八国联军铁蹄踏进北京时的场面,看到慈禧太后重返北京和她出殡的那些镜头……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2月4日-1920年5月30日),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1912-1920)。

  来自澳大利亚的莫里循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当年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一度叫做“莫里循大街”,1897年他成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进入中华民国后,他应袁世凯之聘出任总统顾问,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沈嘉蔚视莫理循为“一个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一流新闻记者。” 沈嘉蔚以一个艺术家和史学家颇具个性的方式,从悉尼米歇尔图书馆收藏的几千帧老照片中精心挑选出版的这些图片,展示了一幅古老中国被快速推进近现代历史的图景。

《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200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沈嘉蔚编撰

  以下几个片段摘录来自我对沈嘉蔚老师进行2个多小时的采访,距今已经8年了。在《《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开幕之际,仍然具有意义。画家如是说:

  自己的兴趣就是历史

  我在浙江嘉兴小县城里长大的,画画的业绩完全是由于“文革”特殊的经历所造成。嘉兴南湖有召开中共一大的遗址,我就在画布上开始画毛主席在党的一大。我同时还临摹当时在《人民画报》发表的一张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当我一看见这张画就觉得与“文革”中其他的画有点不一样,因为画面上的云,像古典油画那种云。没想到这张画一下子就变成了样板画,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江青已经表扬了这张画。我唯一想法是如何努力地用一种油画的方法来画,但实际上我不懂怎么画油画。就在这一年夏天(1968),南湖烟雨楼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品都是工人做的各种歌颂毛泽东的作品,其中就加了我的画毛主席在南湖船上的与马恩列斯毛两张油画,这是我最早参加展览的记录。

沈嘉蔚在 《毛主席在嘉兴南湖》作品前,1969年

  因为“文革”,我一开始画画就进入了创作,完全没有经过科班的训练。我也不像那些文革一结束就进了美术学院的那一拨人,受到很好的熏陶,我跟他们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的兴趣就定格在对历史的喜好和兴趣,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我对读书的爱好远远超过我画画的爱好,所以这一切综合起来让我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从表面上看,我好像还在坚持一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方式,实际上我只是保留了一个写实的外壳,一种传统写实的面貌,其实我是用这种写实手法来表达我的思想,我对历史的看法,我的背后都有观念在支撑。

 自画像,1966年

 沈嘉蔚在天安门广场,1967年。

  写实主义是一种工具

  写实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工具。工具就是一种语言,任何人都要说话,画家则通过绘画来说话。如果有人愿意听,就起一点作用,但是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我也不愿意参加某一个组织,我不希望任何人来代表我,我就是我自己,我通过读书、思考,心得就反映在我的作品里,这是最重要的。

  我把自己的艺术追求非常明确地规定为艺术只是我的一种语言或者一种方式。我把自己界定在一个边缘,历史画就是两种专业的边缘,既是艺术的边缘,也是历史的边缘。我是从这个方向来发展我自己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唯一不同的,就是为适应国内外画界的文化环境需要调整表达方式。

  这种调整持续到1995年画澳大利亚历史画《澳大利亚的玛丽·麦格洛普》。因为玛丽修女是19世纪的一个人物,我觉得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来画更自然,更贴近这个人的环境,就是说我故意地模仿了维多利亚的风格来画一张澳洲的历史画。结果,这张画被评委组长也是博物馆馆长看上了,他同时也是一个画家,他非常喜欢。他说这张画应该得头等奖。后来我发现,往往90%以上的评委投票给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所以我这次得奖也许是一个偶然。

《澳大利亚的玛丽·麦格洛普》,1995年,油画,沈嘉蔚。

1995年沈嘉蔚的历史画《澳大利亚的玛丽·麦格洛普》获艺术大奖,受到来访澳洲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亲切接见并授予金质纪念章。

  不管怎么说,我得了这个奖,超越出了艺术界,瞬间变成了新闻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教皇是全世界的明星,他在澳洲的38个小时,分分秒秒都在报道,所以接见我的照片也马上登了出来。同时,报纸的艺术版面有专栏作家的批评文章,都认为我这张画不怎么样,太维多利亚时代。后来我读了这些文章之后,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动,我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评论家都是这样的态度?当我看了很多展览读了很多史论之后,终于明白这种风格早就被认为是过时了的。可见,当我1989年从中国登上飞机,穿越了一段时光隧道,从一个前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直接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中间都没有过渡。因为那时候我刚刚画完《红星照耀中国》不久。

《红星照耀中国》,1987年,油画,沈嘉蔚,获全国美展最高奖,现藏于中国美术馆。2011年澳中文化年的主要项目是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美术馆藏品展,第一次走出国门的《红星照耀中国》是此展中的亮点。

  我的艺术不需要通过第三者的解释

  我在得了那个奖后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想弄清楚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那么我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现代主义,因为没有现代主义,哪儿来后现代主义? 后来我认定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主义三派里面达达派这一路的延续。现在它又被称为当代主义。我认为自己跟当代艺术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艺术家故意制造一种阅读的障碍,切断与大部分观众的一种沟通的可能。为什么要切断?切断以后怎么办呢?既然要办展览,又要让人看,那么就要出现一个第三者来解释,由此就出现了一批策展人和评论家,批评家是用哲学的语言来讨论绘画,从现代主义开始,到后现代主义、到当代,艺术家的东西越来越自我,而这批人变得越来越有权力,因为没有他们的解释,很多作品就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进行观赏并接受,这样艺术越来越变得哲学化。

沈嘉蔚自画像历史作品《刹那间回到1900年》。

 沈嘉蔚1967年、1072年、1977年自画像。

  如果一个视觉艺术不是直接直观地通过视觉来欣赏它,而需要用另外一种非艺术的语言来解读,那么它就成了哲学。这种情况下,艺术实际上是有点变味了。当代艺术恰好就是处在这种情况,因为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像一个箩筐,谁都可以往里装。我认为,作为视觉艺术,第一它就是要付诸于人类的视觉,就要让视觉有一个满足感。当然现在已经把这种满足感扩大到没有审美感,而是一种过瘾,因为它还包括摧残你、震惊你的视觉,故意用一些很扭曲的形象来抓住你的视线,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我认为,艺术的解读应该通过观众自己的思考,得出他自己的一种想法,可能与你的想法吻合,也可能是误读,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通过他自己的观看,他就会得出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你要是完全要靠一个第三者来解释,我觉得这终归不是一条正路。

  所以我从来不去想我的作品是当代的,还是后现代;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但是我的作品也不拒绝一些东西,我是根据自己真正在思考什么,然后最想要表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一件作品,我一定会做出一件世界上除了我之外没人能做的作品,而且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这件作品就永远不会有了,如果我做成了,那么这件作品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

 2009年,沈嘉蔚为霍华德前总理画像。1989年1月,沈嘉蔚初到澳洲时身无分文。他在悉尼达令港为游客画肖像3年。与大部分同行不同的是,他没有把画头像视作谋生手段, 而是视为一种写生与研究机会。从而为他成为专业肖像画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间写生头像数千幅,画遍全球各人种,各国籍的男女老幼。

2009年沈嘉蔚为霍华德前总理画的正式肖像。目前,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联邦国会和国家肖像馆永久陈列了沈嘉蔚的五件作品。

 2013年,沈嘉蔚应邀创作新任罗马教皇方济各的肖像。

沈嘉蔚画的新任罗马教皇方济各的肖像,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的礼品,于2014年4月28日由澳洲政府赠送给梵蒂冈教廷,沈嘉蔚出席了赠送仪式,受到教皇方济各亲切接见,成为世界上罕有的先后两度受到两任罗马教皇接见的画家,而且他并非天主教徒。

2014年,见到威廉王子。后面墙上是沈嘉蔚的作品。

  先要写好写正自己的历史,

  才能画好画正前人的历史

  《红星照耀中国》是我20年人生积淀的一个总爆发,在1987年不足半年时间里一气呵成。它是我对“文革”中形成的“假大空”、“红光亮”模式的一个严肃挑战,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写真实的历史画模式。在这件作品里,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与中共领袖人物及主要将领均以他们的本来面目示人,不再有“个人崇拜”时期的痕迹。人人平等,真正体现出他们追求的理想的核心价值。如今,这件作品能够感动并不持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西方观众,可见这种创作方法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鲁迅曾说:“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隐蔽,便是公道耳。”这段话,非常贴近我这件作品的创作宗旨。画中每一个人物都在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画家的任务只是将他们在观众面前复活。

  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这些作品将在我离去后,继续向无数代后人讲他们前辈的故事。借用巴金的说法是“讲真话”。进而言之,便是“做真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今天画历史画,后人看我画的历史画,也是在看已经作古的我们的历史。我们先要写好写正自己的历史,才能画好画正前人的历史。

北大荒人色稿,沈嘉蔚 1973

征途上,沈嘉蔚,1975年

  我采访沈嘉蔚老师的时候,正值他的《兄弟阋于墙》紧张创作过程中,当时这个题目还没有想好。多年后,我有机会到他的家拜访,整个画室满目皆历史,在悉尼看到这样的画室这样的创作,令人吃惊。沈嘉蔚讲解画面中的每一个人物,如同中共党史的专家,滔滔不绝,他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和理解都表现在他的笔下。而且我发现,沈嘉蔚老师穿的衣服和表情都与画已融为一体。沈嘉蔚出于历史研究者的强烈兴趣和职业画家的强烈创作驱动,在长达四年多的创作过程里,没有接受任何金融资助,没有使用任何助手,调动大半生的生活,知识和技术积累,独力完成了这件巨作,在这背后是沈嘉蔚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策展人陈履生先生说,“沈嘉蔚是一个在异国他乡还坚持革命历史画作的值得尊敬的劳动模范,是当代少见的超级勤奋的画家。难以想象,他是如何以超常的毅力坚持艺术理想和艺术使命的。”

沈嘉蔚老师在悉尼的画室,即使在车库里,也四处布满了画。

《兄弟阋于墙》,沈嘉蔚,油画(局部二,《救亡》)


《兄弟阋于墙》,沈嘉蔚,油画(局部三,《启蒙》)

  《兄弟阋于墙》这个题目出自中国古籍《诗经•小雅•常棣》里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句古训一经引用,被国共双方采纳并成为全民共同的政纲,它的白话版本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这个题目翻译成英文Brothers and Sisters 似乎更直白,不但让普通的澳大利亚人一目了然,而且能引发全世界人们的共鸣和普世感,我对着图录数了一下,画中人物包括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外国友人、学者和战犯大约有五十几人。《兄弟阋于墙》共分三个部分,依次为《革命》,《救亡》和《启蒙》。全画由22块画布组成,每块画布的尺寸是198公分)高,137公分宽,经过横向拼接,全长达30米,计有422个人物,全部由其本人照片为依据,其中389位的姓名直接写在画布上,若观者有心,把画中的人名上网查询一遍,就会发现画中每个人都有或长或短的波澜故事,连贯起来看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百年史, 此画创下了大型历史人物画中真实历史人物数量的新纪录。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油画,1974年,沈嘉蔚。

  如果要细述沈嘉蔚在绘画上的成就,太多了,不过,有两个亮点几乎人人会提到,一个是他的油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就是在龙美术馆的特展。另一是在2005年10月,由丹麦王室指定沈嘉蔚为堪培拉国家肖像馆绘制澳大利亚“灰姑娘”――丹麦太子妃玛丽的肖像揭幕。

2011年,沈嘉蔚与丹麦玛丽王妃在她的肖像前合影。玛丽王妃是典型的澳大利亚灰姑娘与丹麦王子的童话故事。堪培拉国立肖像馆大门外悬挂的巨幅宣传画就是由沈嘉蔚画的这幅著名的玛丽王妃肖像。2005年, 澳大利亚肖像艺术馆决定为这位平民王妃画一幅正式肖像,由王妃本人选择画家,她选中的就是沈嘉蔚。

  前一个定位为历史画,后一个定位为肖像画。而沈嘉蔚自己说:我到伦敦和丹麦看了他们的国立肖像艺术馆,从中世纪一直看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画的肖像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链条,百年后再看这个肖像,其实就是历史画,另外一种历史画。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幅画因为江青的一句评语而平步青云,成为中国美术馆的收藏作品。但随着文革的结束,又被“赶”出美术馆,成为黑龙江美协地下室里被人遗忘的一卷破布。后来辗转回到画家的手中,被继续当破布塞到床下,直到1997年,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了举办《中华五千年》大型展览来借调,这幅画才得以重见天日。200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拍出了795万元的高价,现在是上海龙美术馆的重要馆藏陈列品。沈嘉蔚老师接受我采访时说:我这幅画在当时其实是“逆流”,因为人物并没有“红光亮”。我就故意把我的人物放在早晨的阳光下面,阳光本身就是温暖,它就解决了一个英雄人物不会画得很阴暗的这种问题,但是这个妥协是有限的,以自然的表现为限,就是说,它要符合自然。所以,你可以说我是一种自然主义倾向,不能完全说是现实主义倾向。

  我很认同沈嘉蔚老师关于历史画的这样说法,并觉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画家,而且他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画形式。沈嘉蔚在讨论历史画创作手法时提出“虚构是历史画家的特权”。他认为在创作手法层面上,虚构无处不在。就如这件《兄弟阋于墙》,这422个人物怎么可能会集结在一道“拍”一张大合影呢?如果画家不打破时空局限,就无法结构起这样画面。这是一种进行“讨论历史”的历史画。画家用形象向观众(同时也向自己)设问。并且允许观众有完全不同的答案。画家不充当教师的角色,而是以平等的讨论者身份与历史对话。

沈嘉蔚老师的下一幅巨画将是共产国际“英特纳雄耐尔”,他给每一个人物都有编号,陈独秀是“B9527”,这个号码有玄机呀。

  祝贺嘉蔚老师《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圆满成功

 展览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


 策展人 

陈履生

 展览时间 

2018.09.26—2019.01.06

 展览地点 

龙美术馆(西岸馆)第三展厅

上海徐汇区龙腾大道3398号(近瑞宁路)

2018年9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龙美术馆(西岸馆)将推出沈嘉蔚个展“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是沈嘉蔚上世纪70年代作品在国内的首次大规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