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雕

图1 昭通东汉陶佛像

　　2000年，云南省考古所和昭通文管所联合发掘了一批东汉墓葬，其中，2号墓出土陶佛像1件，尖顶帽红陶俑2件，还伴出有陶房、陶碗和陶罐等。笔者于2003年到昭通市文管所参观，经过反复观察，结合笔者近二十年来对中国早期佛像研究的认识，认为2号墓出土陶佛像是我国最早的陶佛像，对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和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昭通陶佛像的特征和年代

　　这件灰陶佛像，残高约 20厘米，下部略残，头顶有槌状物(不像肉髻)，螺发，面庞丰润，双眼微合，高鼻且大，身穿通肩大衣，向下形成五重长长的U形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V形衣领，衣袖有较宽且深的纹路，大衣背面从上到下形成七层略呈平行的圆弧形衣纹，似结跏座。(图1)

　　云南境内过去发现最早的佛教艺术是剑川南诏石窟，温玉成认为云南“迄今未发现7世纪以前的有关佛教传播的信史及文物”。由于涉及到云南最早佛像的问题，因此，首先对这件陶佛像的佛像仪轨和年代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上世纪，在我国四川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东汉崖墓发现佛像，其中，乐山麻浩一号崖墓(以下简称为麻IM1)中室门额雕刻一尊佛像，通高37厘米，高浮雕，头顶有肉髻，头后绕圆形项光，身穿通肩大衣，圆领较尖，衣领以下有三道U形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似结跏趺座，与昭通陶佛像造型相似。(图2)乐山柿子湾崖墓门额也有与此形制相同的二尊佛像。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过去一直认为乐山佛像的年代是东汉晚期，但自从有人在公布该墓的调查报告中将其订为蜀汉时期之后，获得了一些人的认同。不过，把乐山佛像年代订为蜀汉时期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麻IM1是四川大型崖墓之一，为“前堂后穴式”，前堂打通，十分宽敞，后室则形成大致并列的三个墓室。这种崖墓形制颇具特色，比较少见，类似的结构仅见与麻IM1毗邻的麻浩阳嘉三年(134年)墓、麻浩延熹九年(166年)崖墓。其次，麻IM1南后室的甬道南壁被麻IM5的耳室打破，根据考古地层学打破原理，麻IM5一定晚于麻IM1的南后室。麻IM1既然自北向南开凿，南后室最晚，那么，麻IM5必定也晚于麻IM1。麻IM5是分前、后两室的中型崖墓，前室稍短，后室较长，并有三个耳室，该墓形制与邛崃光坝山熹平六年(177年)崖墓(M18)基本相同，两墓年代应当相近。既然打破麻IM1南后室的麻IM5年代是东汉晚期，那么，刻于麻IM1中后室门额之上的佛像应当早于这个年代(约177年)。此外，我还从该墓建筑结构，开凿所需时间以及该墓雕刻的画像内容和时代风格诸方面，在《考古》上发表专文，论证雕刻佛像的麻浩1号墓开凿于东汉晚期。因此，昭通陶佛像的年代也属于东汉晚期。

图2 四川乐山麻浩1号墓东汉佛像

　　此外，西南地区还发现了汉魏摇钱树佛像22株69尊，它们的造型与昭通陶佛像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成为判定昭通陶佛像的佛像仪轨年代的重要参考。例如，坐姿，穿通肩大衣(安县树干佛像穿右袒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胸腹前有U形衣纹，衣袖有细密的衣纹。昭通陶佛像双眼微合的冥想神情，与四川东汉晚期的摇钱树干佛像尤为相似。(图3)在摇钱树佛像中，重庆丰都东汉“延光四年”(125年)墓出土摇钱树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像。四川东汉中晚期佛像仪轨清晰，印度早期佛像风格明显，三国时期的忠县佛像则仪轨模糊、简化。因此，昭通陶佛像的年代应当是东汉晚期。与四川同时期的佛像相比，昭通陶佛像也有自身的特点：无项光，螺发，无胡须，V形衣领，而四川东汉中晚期的摇钱树佛像均有项光，束发肉髻，上唇有口髭(即八字胡)，圆领，彭山东汉陶座佛像则为螺髻昭通陶佛像是三维、立体圆雕，除了正面形象外，还可见其背面大衣的衣纹，而四川东汉佛像无论是石雕、铜铸还是陶塑，一般为高浮雕，摇钱树枝叶佛像则为平面起阳线纹，具有平面感。因此，昭通陶佛像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圆雕陶佛像。它的造型特点对我国早期佛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图3 英国私人收藏四川东汉晚期摇钱树佛像

　　二、昭通东汉陶佛像的来源

　　如上所述，昭通陶佛像年代接近我国最早的佛像，它的来源自然应该从印度早期佛像中去寻 找 。印 度 早 期 佛 像 有 犍 陀罗(Candhara)和秣菟罗(Mathura)两大艺术流派。早期犍陀罗艺术是受古希腊、罗马雕刻艺术影响而形成的印度最早的佛教艺术之一，流行于公元一至三世纪的西北印度，其作品多采用灰色的云母岩雕凿而成，佛像头着束发式肉髻，上唇有口髭，身穿希腊、罗马式披袍，佛像面相具有深目高鼻的胡人特点和庄严肃穆的神态。(图4)秣菟罗艺术起源和流行于中印度地区，起源时间与犍陀罗艺术大致相同;与犍陀罗艺术不同，秣菟罗艺术则更多的继承了印度本土的雕刻风格，多采用红砂石雕刻佛像，裸露身体，或穿薄衣，佛像为圆脸、大眼，螺髻或螺发，具有一种气宇轩昂的英雄气概，面相具有印度本土人种的特点。昭通陶佛像造型与印度加纽约尔迦腻色伽51年(公元二世纪)坐佛相似之处较多，例如，穿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形成长长的U形衣纹，大衣自领部以下形成数层平行的U形衣纹。这种大衣衣着在秣菟罗立佛中也有出现，印度秣菟罗博物馆收藏一件秣菟罗立佛，除了具有上述特征外，它的V形衣领与昭通陶佛像非常相似。这类佛像的衣纹有一种厚重感，被日本学者宫治昭列入其所划分的秣菟罗艺术第二期：“这种类型的秣菟罗佛一开始便受到了犍陀罗佛的影响。它虽与犍陀罗的双肩佛衣着等表现相异，但这种以厚厚的僧衣遮盖肉体的佛像在中印度极其少见。”但是，犍陀罗佛早期虽然流行通肩大衣，但其来源由于是受到了希腊或古罗马披袍的影响，其特点是大衣衣纹凸起，具有层次感，中间衣纹下垂不对称，比较写实。秣菟罗51年坐佛大衣衣纹为阴线刻，中间衣纹平行、均匀、对称下垂，呈U形，具有平面感和装饰性。其大衣衣纹细密、贴体的特征来源于秣菟罗艺术第一期的迦腻色伽3年立佛。当然，昭通陶佛像与秣菟罗迦腻色伽51年坐佛的面型也存在一些差异，后者圆脸大眼，具有南亚人种特点，而昭通陶佛像面庞丰润，且又高鼻，显示其欧洲人与亚洲人的混血特征;另外，昭通陶佛像双眼微合的特点与犍陀罗佛像冥想的特征相似，但是他没有早期犍陀罗佛上唇有口髭的特点。螺发在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像中都有发现，但宫治昭指出，螺发在犍陀罗后期(3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才出现，因此，昭通陶佛像的螺发应当是受到了秣菟罗佛的影响。可见，昭通陶佛像杂糅了印度秣菟罗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特征，与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尤其是与四川早期佛像特征相似。两者发现的地域同属西南文化圈。不过，从以上分析来看，昭通陶佛像具备秣菟罗佛像的因素更多一些。

图4，印度犍陀罗立佛

　　三、昭通东汉陶佛像发现的意义

　　昭通陶佛像高约20厘米，是我国东汉、三国时期(二至三世纪)佛像中体量较大者，四川发现数量最多的摇钱树佛像最高者才6.5 厘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佛像镜、陶瓷器上的佛像一般尺度更小，这些都限制了对佛像特征的表现和对其观察。加之，昭通陶佛像为泥塑圆雕，对佛像仪轨特征表现细腻和全面，例如，佛像的发式、五官、手印，尤其是佛像正面和背面的衣纹的表现都相当清楚，这对我国早期佛像的图像志的了解，具有很大帮助，由此进一步可以对吴晋时期和北方十六国青铜佛像乃至北方早期石窟佛像的来源，得到新的、全面的认识。

　　1992 年，湖北鄂州市东吴墓 M4 出土釉陶坐佛像一尊，高20.6厘米，穿通肩大衣，衣领较尖，呈V字形，胸腹前呈重叠的U形衣纹，双手交叠于腹前，为衣所盖，似为禅定印，手下有重叠的圆弧形衣纹，遮住双腿。该像为高浮雕，背面为素面。佛像出自M4前、后室之间的甬道，出土时两侧各分列一侍俑，其一头戴平顶小帽，帽中有一圆形饰物，高17.7厘米;其二头缠巾带，身穿束腰长裙，高16.4厘米。同期墓出有东吴永安四年(261年)的铭文砖。杨泓认为，鄂州东吴墓釉陶坐佛像两侧胁侍立俑，显示佛像的主尊地位，是明确、独立的礼拜像。两相比较之后，可以看出鄂州东吴墓釉陶佛像的V形衣领、胸前的U形衣纹和细密的衣袖纹，与昭通陶佛像非常相似，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之处：昭通陶佛像右手施无畏印，鄂州釉陶佛像施禅定印，手下有重叠的圆弧形衣纹。这种变化应该是时代特征使然：西南地区东汉佛像皆施无畏印，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吴至西晋佛像大多施禅定印。昭通陶佛像对我国魏晋和十六国时期的铜佛像的图像志产生了影响。宿白曾列举一件据称是我国中原或西北地区出土的铜佛像，年代定为三世纪(约当三国时期)，该像穿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胸腹前有重叠的U形衣纹的特点。宿白已经注意到该佛像与四川东汉佛像的关系，但是他只谨慎地提到：“至于它们与四川、长江中下游早期佛像的关系，目前还不便作出过多的推测，只有等待陆续发现有关新材料和情况，才宜逐步作出进一步思考。”当时昭通陶佛像尚未报道，实际上，这尊佛像与昭通陶佛像更加相似，表现了二者的继承关系。另外，十六国时期的铜佛像是我国较早的佛像，其造型特点是穿通肩大衣，胸腹前呈平行、对称下垂的U形衣纹。其典型代表就是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铜佛像，昭通陶佛像与其双眼微合的特点相似，尤其除了正面胸前平行下垂的U形衣纹以外，两者背面均为略呈平行的圆弧形衣纹。金申认为，十六国铜佛像是含有犍陀罗佛像因素的中国式的佛像，具体而言，基本造型是受到了犍陀罗佛的影响，它那重叠的U形衣纹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更喜欢对称与均衡”加以改变而形成。此说尚可斟酌。另外，杨泓在探讨十六国时期铜佛的源头时，虽然敏锐地注意到它与四川彭山、乐山汉代佛像的关系，但是他认为后者穿通肩大衣是受到了犍陀罗佛的影响，并且以彭山佛像为例指出，与其相同位置上多见西王母形象，均为拱手端坐，姿态和衣纹也接近。实际上，他忽视了彭山、乐山佛像均施无畏印，并未拱手的特征，在四川汉代摇钱树座上的西王母形象，一般是袖手，穿右衽衣袍，未见U形衣纹。如上所述，穿通肩大衣、呈U形衣纹的佛像最早出自秣菟罗佛，这一特征被以昭通陶佛像为代表的西南地区早期佛像所顽强地模仿，然后传递到鄂州釉陶佛像时，无畏印变成施禅定印，手下增加重叠的圆弧形衣纹，基本形成了十六国时期的铜佛像的图像志。不仅如此，杨泓还指出，具有十六国时期铜佛像风格的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佛像为代表的北朝初期佛像的衣纹，开启了第二阶段北魏造像通肩衣纹作风之先河.

　　昭通陶佛像发现的意义还在于填补了滇缅道佛像传入四川的缺环。

　　至于印度初期佛像传入中国的途径，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经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然后再传入其他地区。这是从《后汉书》、《魏略》、《三国志》等早期文献记载，如汉哀帝时大月氏口授浮屠经、汉明帝感梦、楚王英奉佛，下邳相笮融造佛像等等，得出的结论。因此，学术界大都认为我国最早的佛像自然也从这条途径传入。那么，包括昭通陶佛像在内的我国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是否也是来自这条途径呢?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西北地区，东汉时的佛像却很少发现。既然如此，探讨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佛像来源的通道，就应当另辟蹊径。

　　其实，我国西南地区自古就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通道，古称“蜀身毒道”，即滇缅道。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身毒即今印度。《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也有上述类似的记载，并说：“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掠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之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或至焉。”有学者从方位、距离、乘象习俗，以及“滇越”音读等方面研究，考证“滇越”是古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

　　巴蜀通往印度的滇缅道是一条捷径。《史记西南夷传》说：“或闻邛西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邛西在今四川西昌一带，若以蜀郡成都为中心，则距身毒约三千里。如从中原经“丝绸之路”到印度，则路途遥远。经过四川从滇缅道到印度，大约是从“丝绸之路”往印度的路程的三分之一。因此《史记》说“通蜀身毒道便近”。

　　昭通陶佛像在云南出土并非偶然。同墓伴出的戴尖顶帽吹箫俑造型，在大理发现东汉熹平纪年墓中也发现7件。这种俑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出现在四川安县摇钱树佛像的两侧，它们可能是印度的在家信徒。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云：“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永昌是旧哀牢地，“南中志”说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方国瑜指出，哀牢之地的西面已达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永昌郡到东汉“明帝乃置郡，……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结合在此叙述之后紧接着蜀汉“章武初”的描述，可知有关“僄越、身毒之民”的记载是东汉时期。僄越即骠，在今缅甸，身毒之民即印度之民。由于此地出现了“身毒之民”，使得《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将永昌误认为“身毒国”。永昌郡在今滇西，可见，文献记载与大理、保山发现的胡人俑相互印证。因此，我认为，印度初期佛教艺术既可能经过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也可能经滇缅道传入我国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