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傅增湘旧藏《永乐大典·台字本》

　　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傅增湘，曾亲睹清宫《永乐大典》的散佚，又曾于北平厂肆间倾力搜购《永乐大典》，还曾为张元济选购《永乐大典》，自己还曾高仿真影印复制过《永乐大典》，实可谓百年来与《永乐大典》最有书缘者。

　　《藏园群书题记》中有三条与《永乐大典》相关，见证了傅增湘的曼妙书缘。其中，第二五四条“永乐大典跋”，是为其生前所收藏并一直留在身边的一册《永乐大典·诗话》所作的题跋，文中概述了傅增湘一生的《永乐大典》闻见录与藏书心得。此跋开篇即语：“《永乐大典》旧藏于翰林院敬一亭中。至辛丑以后，翰林院裁撤，其残帙乃时时流入厂市，余所见者不下数十册，往往为介于南北友好及图书馆中，所自藏者只《水经注》四册、《南台备要》一册而已。未几，是五册者亦举以让人，而箧中俄空矣。前岁过史吉甫太史家，出所藏两册相示，一为《堪舆图说》，一为《诗话》，心窃羡之。已而吉甫卧病，医药无资，乃言愿得五百五十金以《诗话》一册归余，急诺其请，然眎昔年之值已一倍有半矣。‘厚价收书不似贪’，其殆为我咏乎！”

　　据此可知，自1901年清宫翰林院裁撤以来，《永乐大典》就开始大量散佚出宫，并开始于民间售卖。傅增湘曾过眼百余册，但往往皆是介绍给友人购得，自己只购藏《水经注》四册、《南台备要》一册而已。没过多久，傅手头的这五册也出让了，手头空无一册。后来，他又在藏书家徐坊的长婿史吉甫那里，发现了两册《永乐大典》。再后来史氏卧病，又无医药资费，表示愿意出售其中的一册，价格是550银圆。出于对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喜爱，也出于救友人之急，傅这一次慷慨解囊，出资购藏。后来，傅氏所藏《永乐大典》陆续散出，唯有这一册《永乐大典·诗话》仅存，足见其对此书之珍爱。

　　傅增湘为《永乐大典·诗话》题记的时间是辛巳四月初四日，即1941年5月左右，此时离其亲睹清宫的《永乐大典》散佚之初已整整30年过去。接下来，他就其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又将《永乐大典》的散佚情况做了一番梳理与忆述，在三天后（四月初七日）补记了相当多的内容。他在补记中特别提到： “庚子之役，翰林院以地邻英馆，遂为英兵所据，文卷图籍悉被摧夷，或投入井中，或取填战垒。有人曾见东直门外油坊制篓者皆用《大典》残叶，取其大幅坚厚，外注以油，经久渗。蹂践摧残，可以想见。然辛丑和议告成，由英使备文交还吾国者尚有三百余册。余闻李木斋师言，当日移交外交部时，师实身与其役，黄绸巨袠，罗列几案，高叠如山。英使朱迩典语师曰：‘吾二人缘是往还奔走，粗效功勤，宜有薄酬。用志兹役。’迳就案上各检一册携归。其书既还，仍归翰院。时国论方新，古学旧书多不措意，寺胥厂估潜移密取，流入坊肆者一册可售十金，筦钥益以疏弛。辛亥革命，官寺一空，微闻清秘堂诸君职司典守者协议朋分，人得十许册以去。残余之物点付教育部者，只六十有四册。”

　　在这段补记中可以看到，《永乐大典》不但有前述内部散佚的“内忧”，还有列强抢掠的“外患”；内忧外患齐至的晚清中国，让《永乐大典》最终百不存一。因为翰林院接近英国使国，在“庚子事变”中，英军占领后，竟然将馆中所藏《永乐大典》等图书投水井、填战垒，破坏严重。傅增湘听李盛铎（1859—1934，号木斋，著名藏书家）讲，战争结束后，英军虽然归还了部分《永乐大典》，但即使是来送还此书的英国使节，也还是随意拿走了两册，自称算是车马费！更有甚者，《永乐大典》战后四处可寻的残叶，因为用纸坚厚，竟被油坊直接拿来做滤油的漏斗！后来书商们蜂拥收购，一册可以卖到十块银圆。剩余的《永乐大典》也逐渐被盗出变卖，到辛亥革命时，原监守人员更私分了本就极少的余书（每人分得十余册），上交政府教育部备存时只有64册了。

　　面对如此的“蹂践摧残”，傅增湘痛惜不已。但或因个人力量有限，或因购藏机缘难得，他搜购的《永乐大典》毕竟有限，比之散佚的万余册之巨量而言，微乎其微。而他随后以原大仿真复制藏本的创举，却以一己之力开启了《永乐大典》精仿影印的新风尚。这不但体现了一位藏书家的精深品位，也为后世存留了一份至为宝贵的文献原貌。

　　当时，国内私人藏有《永乐大典》者，有梁启超、傅增湘、罗振玉、叶恭绰、李盛铎、刘承干、周叔弢等。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私人藏品的风貌，让社会各界认识《永乐大典》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影印大典之先河，率先将其馆藏《永乐大典·忠传》一册影印发行。次年，罗振玉又将其于日本访得的《永乐大典》“部”字韵两卷刊印。但上述这些影印本，都不是原大原装的高仿真复制本。

　　直到1926年，傅增湘将其所藏的《永乐大典·御史台》一册影印，首次实现原大原装的高仿真复制。这一册影印本的价值不但在于其仿制技艺精湛，几可乱真；更重要的是后来这一册《永乐大典》原本因出让而散出，其下落至今不明。从文献价值的角度而言，这一册纤毫毕现原本风貌的“高仿本”就等同于原本；且其欣赏价值、收藏价值也仅次于原本，至今已被视为民国影印《永乐大典》各本中的珍本了。

　　紧接着前述《藏园群书题记》第二五四条“永乐大典跋”，第二五五条“影印永乐大典台字御史台二卷跋”、第二五六条“再跋影印永乐大典台字御史台二卷”，记录的都是这次“高仿”创举的缘起及相关版本研究。其中，第二五五条“影印永乐大典台字御史台二卷跋”，其实就是傅增湘在最初购藏这册《永乐大典》原本时，亲笔写在原本卷末的跋文，在其影印该书时也一并摄入了的。跋文末段称：“余频年搜采，所觏《大典》残册不下百余，要皆丛记琐文，无关闳旨，独此帙乃完然自为一书。迩来西清旧储丧失殆尽，悬直百金，罕逢一帙，嗜古之士，咸以为艰。爰属工橅印，用广流传。纸幅阑格，书衣籤题，一仍原式，庶几得此影本者，犹有虎贲中郎之似也。”

　　从这段跋文中，可以了解傅增湘购藏《永乐大典》时的挑选原则。在他经眼的百余册《永乐大典》中，这“台字御史台二卷”内容完整无损，保存至今已颇为难得；而其余的零散不整的、丛记琐文的、无关闳旨的《永乐大典》残卷零本，他都是不会购藏的。正因为傅增湘不仅仅是一位资深藏书家，还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其鉴藏重点还尚在宋版元刊等更为稀见的古籍之中，因而对当时还时常能见到、能购得的《永乐大典》并未十分关注。他独独对眼前的“台字御史台二卷”青睐有加，并不惜工本，自掏腰包对其加以原大原装高仿真复制，足见此本版本学价值所在。

　　在后来的《藏园群书题记》第二五六条“再跋影印永乐大典台字御史台二卷”中，傅氏还提到这次高仿真复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身边的一桩趣事。话说这12年过去，古籍的书价已经翻涨了不只10倍。傅增湘当年花100银圆购藏的这册《永乐大典·御史台》原本，至其“再跋影印永乐大典台字御史台二卷”之际，即使1000银圆也无法再购藏了。于是，就有书商拿这一册高仿真复制本来冒充原本贩售，他们将原有的书衣及影印有傅氏题跋的页面给撕掉，然后再浸水揉纸作旧，竟然也能骗到不少的藏书家。傅本人就看到过这样的赝品，过眼的已有三四本了。近来，古董商白坚甫就曾被骗，这使傅印象犹为深刻。

　　须知，这被骗的白吉甫，可不是一般的收藏爱好者，此人是相当资深、异常精明的文物掮客。他曾经手向海外古董商出售过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如《告身帖》《照夜白图》就是通过他转手的。他甚至还开出20万银圆的“天价”，企图收购张伯驹的国宝《平复帖》；这笔交易虽最终未能成交，但据此也可说明此人是具备鉴赏经验与购藏实力的。早在1917年，白坚甫还曾与傅增湘达成过一桩轰动一时的古籍交易。当年他登门推销，傅增湘以1400银圆加上一部明版古籍，从其手中购得了一部宋版《乐府诗集》。20年后，这位以收购转卖文物古籍为营生的白坚甫，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会被一册傅氏“高仿”的《永乐大典》蒙住，那双原本过目过无数奇珍异宝的“法眼”，在此也“走眼”了。当然，他的这次“走眼”经历，也再次应证了这一册高仿本的技艺精湛，十分逼真，也为傅增湘“高仿”《永乐大典》的掌故平添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