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陶刻古体活字本《佛教六经》

　　陶子麟（1857—1928），湖北黄冈人，清末民初著名刻工之一，以摹刻仿宋体及软体字为特长，当时有“陶家宋椠传天下”的美誉，曾为许多知名藏书家及士绅学者刻过书。

陶刻古体活字本《佛教六经》内页

陶刻古体活字本《佛教六经》内页

　　据不完全统计，陶氏一生刻书多达170余种、800余卷，佳作美品洋洋大观，其中为刘承幹摹刻宋版《四书》、为刘世珩摹刻宋版小字本《五代史》，以及为徐乃昌摹刻宋版《玉台新咏》等宋版名品，至今仍为后世藏书家奉为无上珍品，可称传世经典。

　　陶刻字体摹仿古本神韵逼真，加之其长期摹刻宋版古籍，已经在经验与技法上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化的独家“秘术”。

　　随着晚清以来活字印刷术尤其是铅活字印刷的流行，有远见、有实力的各大出版印书机构开始试制多种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铅活字；其中，商务印书馆有意将所谓“陶体”进行整体开发与运营。

　　事实上，商务印书馆早在1909年，就曾创制二号楷书铅字，并刻制方头字和隶体等铅字，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古板单调的宋体字“一体独霸”的局面。

　　1914年，商务印书馆正式聘请近代刻书名家陶子麟，以唐末刻本《玉篇》之字体，用照相方法在铅字坯上直接镌刻，制成了一号、三号古体活字二副。

　　陶子麟为商务印书馆所刻古体活字（底本选用比宋版更古的唐刻本，故称“古体”），楷意流畅且收敛圆润，几乎能达到清代康乾时期写刻本的古雅风范；虽然并未将小号字模全部刻制完毕，但已刻成的一号、三号字都被商务印书馆用作了书籍封面题笺的统一用字，端庄大气，颇受推崇。国学大师刘文典于民国十二年（1923）初版的《淮南鸿烈集解》，民国十七年（1928）初版的《三余札记》，封面上的书名题笺正是用的陶刻古体活字一号、三号字。

　　试想一百年前，商务印书馆如果用陶刻古体活字来印制各类国学经典、学术著述等书籍，应是古雅有致，相当别致的。但由于陶刻古体活字仅有一号、三号字型制作完毕，真正可用于大量印刷的小字号活字如四、五号字型始终未能完成，也就造成了陶刻古体活字只能被运用于书籍封面题笺或版权页印刷上，不能印制全书。

　　可能是技术原因，或是其他未知原因，商务印书馆于1918年，又与另一知名刻工韩佑之达成合作，续成所谓“仿古活字”的全部研发与运营。韩氏以宋元时期各种精品古籍为范本，并对俗书讹字咸加审察，一一厘正，制成整齐、 雅观的“仿古活字”，大量用以排印国学古籍及学术著述，雅观整洁，很有特点。韩刻“仿古活字”与陶刻“古体活字”最大的区别乃是，韩刻着眼于规范、统一、模式化的古代字体整合开发，开发过程中有一定的后期美化与优化处理；而陶刻则是尽最大可能摹仿古代字体，追求纤毫毕现的细节，少有后期修正与改动，字型总体上楷意浓厚、笔意流畅，字型尺寸及笔画长短粗细并不刻意统一。当然，陶刻的这些特点，会被现代印书机构视作在印刷标准上有所欠缺，将其批量投入印制现代书籍，当然存在一定的难度，更何况各型号字模本身也没有制作完毕。

　　无独有偶，笔者近日有幸得观一部用陶刻古体活字印制《佛教六经》，内文全部用三号字型印成，封面书笺及经文后所附少量音释内容用五号字型印制，堪称陶刻古体活字的难得样本。

　　该书内容为《金刚经》《心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普贤行愿品》六部最为流行的佛经经文合辑，每部经文之后又略加音释注解。书末附有“发愿种因助款姓氏”表一张，计有李晓暾、王度公、蔡志赓、徐蔚如等数人捐资印书名目，“共捐洋伍佰肆拾肆元，共印参千贰百部”。据捐资印书者生卒年考察，可知该书印制时间至迟不会晚于1923年。因为捐资者中的蔡儒楷（1867—1923），字志赓，南昌人。清光绪乡试举人，后出任直隶，佐理教育行政，为北洋大学创始人之一。蔡氏卒于1923年，捐资印书的行为只可能发生于此年限之前。

　　展阅该书，陶刻古体活字的古雅灵动之风，盈盈纸墨之间。更为独特的是，同一页面内同一个字的字形竟然也是有差异的。有的差异很细微，比方说横划的水平度、竖划的垂直度以及连笔的运转等。有的差异则很明显，如“玄”“丘”这样的字是否按照清代避讳缺笔，同一页面的同一“玄”“丘”二字，可以是一个缺笔一个不缺笔的；还有诸多异体俗体字型与正体字并存的情况。

　　可以这样理解，就会出现如同王羲之书《兰亭序》的个性化特点，即同一个字如“之”字皆无一雷同，各有特色；当然，王羲之书法是一种艺术特色，而在“字体”设计上出现这种难于统一的状况，却是工艺上需要改进的问题了。

　　当然，这部陶刻古体活字本《佛教六经》，因其在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独特价值，是注定要为更多研究者所瞩目与关注的。或从字体研发着手，或从出版文化着眼，这样一部难得一见的样本，终是要给后人留下值得追索的种种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