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

图1 陈三立葫芦砚正面

　　（一）

　　葫芦同诗如何扯上的关系，还得从一千多年前说起。

图2 陈三立葫芦砚背面

图3 齐白石陈三立画像

陈三立《疏桐高馆》，在中国嘉德2016春拍中，拍得42.55万元。

　　南朝梁武帝时期有个名叫王筠的才子，因才学而颇受武帝器重，官至光禄大夫、司徒左长史等职。此人喜欢作诗，每有诗意，即取葫芦壶置于几案，然后往壶中灌水，灌满后倒掉，倒掉后再灌，如此循环反复。若王筠忽然停止灌水，猛然将葫芦壶推置一旁，则诗已吟成，酣畅下笔，一挥而就。王筠“弄葫芦成诗”传为佳话，《诗源指诀》将此事引以为奇谈。

　　王筠摆弄的葫芦壶为葫芦瓜干制的容器，并非陶瓷葫芦形壶瓶。《诗经·豳风七月》的“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便是说的八月秋收时干制葫芦壶的事。《诗经》中提及的毛公则说得更明白，“壶，瓠也”。其实这里所指之壶，人们通常也称之为瓶，反映的都是葫芦干果制作的容器，盛酒、盛水两相宜。

　　赋予葫芦各种吉祥瑞利的寓意始自何时不可考，唯传说中的“宝葫芦”能顷刻间涌出滔滔之水一说，恐怕与远古神话不无关系。

　　葫芦枝繁叶茂，夏日瓜棚成阴，一个一个葫芦垂吊在眼前，其景致是分外的赏心悦目。人们取它枝蔓极长而绵绵延伸之状寓“万代绵长”之意，取它腹中籽多而繁衍不息之生机寓“多子多孙”之意。明清以来，工艺美术师们又将葫芦与蝙蝠组合起来，蝠的谐音为福，画三只蝙蝠为“福禄寿三星”，画五只蝙蝠为“五福捧寿”，画一百只蝙蝠为“百福图”，与葫芦的寓意相融洽，岂不就是集吉祥瑞利之大成了？

　　葫芦的造型优美，一大二小两个圆球成立式叠加状，瓜柄为壶口，典雅而秀美。康熙皇帝年间，竟冒出来三节葫芦造型的瓷瓶，独出心裁，样式流传至今。

　　就是这个源远流长的葫芦，从王筠那里饱受诗赋的濡染，千年之后竟赫然出现在诗人陈三立的端砚（图1、2）之上。

　　此端砚长28、宽20、高4厘米，重达4.25公斤，色紫一如软柔嫩肝，酥光莹莹最是温润。砚堂砚池周边可见墨锈、墨花，用放大镜看，竟与砚石浑然一体了；斑斑凝垢，强光下历历，阴暗处难寻。此为老旧砚台之特征。砚面雕琢有三节葫芦，砚堂为葫芦之大球，两节小球雕在砚头，大小球之间拴有“金”线一条。葫芦口直达砚头顶端而后左倾，有滔滔之水从葫芦口一泄而下。砚缘左比右宽，雕龙凤呈祥，凤在上而龙居下；龙尾从葫芦下一摆向上，从葫芦口涌出的滔滔之水中露出。葫芦第一二节两侧雕有飞蝠；右两只绕一“星”，左一只绕一“星”，“星”由砚中石眼琢成。三蝠绕“星”均在砚头，因此有福星高照之说。一砚之上，“金”线吊葫芦寓意千秋万代；龙凤呈祥而龙凤之间雕石眼成星，寓意又为龙凤朝阳；福星高照还有吉星高照之说，吉祥瑞利屡叠屡加，民俗之气醇浓，烙下的是晚清装饰艺术繁缛重叠的时代印记。细细想来，砚上葫芦盛水而后倾倒，滔滔洪波，奔泄而下，借王筠“弄葫芦成诗”的典故而自娱、自勉，这才是陈三立的本意。砚背不铭诗、不题词，仅有“江西义宁（今修水）陈三立珍藏”篆印一方，刀笔苍劲，结体丰盈，用刀爽利，但略嫌粗拙，应是诗人自刻。诗人心境如涛，已然尽在不言之中了。

　　（二）

　　陈三立于咸丰二年（1852）出生在江西义宁（今修水），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任吏部主事。其父陈宝箴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授湖南巡抚，此前三个月发生康有为等1300多名举子联名请求皇上“图强变法”的“公车上书”事件，他受到感染，积极支持变法，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各省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得力者。

　　陈三立虽为吏部主事，但仅是吏部一名下级官员，正候补员外郎，随父亲在湖南理事，成为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变法失败，陈氏父子双双被革职，陈宝箴时年67岁，悲愤交加，不久病逝。陈三立护送父亲灵柩归乡，结庐守孝，从此以诗会友，很快成为清末至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期活跃在诗坛的“同光体”派首领人物，与陈衍、沈曾植等常相唱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三立告别亡父的葬地举家迁往南京，经新建县北180里地的吴城，夜泊于鄱阳湖畔。夜幕西垂，独立船头，陈三立心潮如涌，吟成五言律诗一首。诗云：“夜气冥冥白，烟丝窈窈青。孤篷寒上月，微波隐移星。灯火喧渔港，沧桑换独醒。犹怀中兴略，听角望湖亭。”陈三立乃一介书生，他纵然是“犹怀中兴略”，盼望清政府有朝一日猛醒回头，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走富民强国之路，却无挽狂澜之力，于是埋头笔耕，娱于诗而乐于诗。今日传世的《散原精舍诗集》《散原精舍文集》，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辛亥革命后，陈三立以遗老自居，1933年迁居北京，与子孙同享“天伦之乐”。其子陈师曾为知名画家，与严复、齐白石、姚华等交好。1935年齐白石曾为陈三立画过一幅肖像（图3），老人童颜鹤发，仍不失壮年时的聪慧气质。这幅肖像，是陈三立存世的唯一真容，其工出自白石之手，今日已是珍贵之物。

　　陈三立虽对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认识不足，但民族气节十分可敬。

　　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成立伪满洲国以后，国务总理郑孝胥曾三番五次游说老人赴东北出任伪职，陈三立都坚决拒绝了。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又亲自出马敦请80老翁陈三立参加北平伪政权，老人仍然力拒。想想日伪政权纠缠不休必无宁日，自己年事已高再无报国之门，于是静卧绝食，以示不作汉奸的决心。黑发人奴颜屈膝，白发人铁骨铮铮，数日后陈三立辞世不归，不少年纪尚轻的伪政权职员也为之汗颜。

　　齐白石痛悼84岁老翁冰心可鉴，吟撰挽联一副，上为“为大臣嗣、画家爷，一辈做诗人，消受清闲原有命”，下为“由南浦来、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经离乱岂无愁”，为陈三立再画一幅肖像，用艺术家的眼光捕捉住80老翁不堪日伪政权纠缠的愤懑。

　　陈三立生活的年代，凡有些身份地位或多少沾些书香的人家，书屋中没有砚便等同于缺少儒雅。陈三立居“同光体”诗派首领地位二三十年，吟诗唱赋、作文成章，自然与砚有不解之缘。要寻觅到一方钟爱的砚石制砚，一定是他多年的心愿。于是，当他清末抑或是民国年间终于得到一方确凿“紫如嫩肝”的端石时，便将自己的情趣所好和忠君爱国的衷肠全都设计上去。借工匠巧手，一语双关。“龙凤朝阳”不忘凤在龙之上，但龙尾高高举起，凤便处在龙的首尾之间，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处理得既明朗又隐喻，又深埋着怀念旧主的寄托。而三节葫芦与那滔滔倾泄的洪涛，不是熟知“弄葫芦成诗”的诗人，怎么会有这般奇想？陈三立生活的年代是清代工艺美术设计尚好繁缛琐细的巅峰时期，他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于是又设计绕石眼而飞的三只飞蝠，祈望福星高照、国家昌盛，诗有奇句，人寿而思路畅达。

　　（三）

　　笔者正作此文，书法界的一位年轻朋友来访。他姓喻名当，写得一手好字，且聪慧好学，是市青少年宫“小杜鹃艺术学校”的一位书面教员。听我谈及“弄葫芦成诗”与陈三立三节葫芦砚，并陈述此砚不铭题记或其他文句之我见。

　　“这个三节宝葫声不就是极好的隐语题记吗？”喻当稍一思忖即表了态，他说：“王筠用葫芦装水、倒水的游戏激发诗兴，为文坛留下一段传奇。陈三立身为‘同光体’诗家之中的举旗人物，不知道王筠“弄葫芦成诗’的传奇绝无可能。这个老爷子是在巧妙用典，有故事、有传奇、有寄托，刻上‘江西义宁陈三立珍藏’，真是最贴切不过了，还要什么铭题？”他淡淡一笑，接着又说：“绝对妙极了，不是他陈三立，不会有此匠心的！”

　　此君一席谈，陡然让我想起名人遗砚赝品之多。

　　三节葫芦砚由一平江人携来长沙清水塘古玩街，先有一老板看过，出价300元，平江人认为太贱不肯成交，第二家看砚的是菊隐斋年逾古稀的曹菊先老先生。老先生13岁入古玩店学徒弟，师父是民国年间有名的“叶顺发”古玩店老板。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但耳濡目染，对古物的古气还是有所感悟的。曹老先生见砚上龙飞凤舞、三蝠腾空、巨浪滔滔，墨花墨锈自然，名款雕琢老旧，认定不是赝品，只是一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出价500元。平江人算算自己的赢利，想想曹老先生买进还当卖出，该要留些赚头给他，稍一迟疑便松了口。

　　时年笔者刚入收藏门，恰在该店观摩。待平江人离去，便请曹老先生转让，于是陈三立的三节葫芦端砚进了我的陋室。两年后的1997年深秋，我作小文一篇以纪此砚之珍，《长沙晚报》不日发表。

　　两年后的一天，又一方“义宁散原老人甲寅仲秋”款字端砚出现在古玩集市上，端石紫黑不爽，绝无“紫如嫩肝”的美妙。砚侧题句为楷书“笔有千秋业，石藏万代勋”。“散原老人”是陈三立晚年自号，而“甲寅”年是1914年，且砚堂砚池均寻不见墨花、墨锈，砚头所雕之卧牛刀痕有新色。仔细看看，觉得决非真遗物。不料在集市上转了两圈再来看时，“散原老人”砚已被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