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牙雕

　　一篇魏学洢的《核舟记》让人们认识了核雕，也知道了苏州常熟核雕艺人王叔远，从此人们将核雕和苏州链接。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王叔远核雕“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的“鬼工技”之时，在文章中也读到了明代时期的核舟原来是“盖简核桃修狭者为之”，也即是雕刻在桃核之上。其实，在早于魏学洢十数年前，李日华在他所作的一篇同名《核舟记》文章中，就当时核雕的载体说得更清楚：“虞山王叔远，有绝巧，能于桃核上雕镌种种。”两篇文章都明确无误地说明其所雕刻的核舟载体为桃核，而非现在苏州核雕所采用的橄榄核。

　　明代时期的核雕为什么雕刻在桃核之上？要解开这个疑问，首先要弄清楚核雕选材的文化意涵。

　　核雕产生于何时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没有记载并不奇怪，搜罗史料，非独核雕，其他关于民间工艺的记载也寥若晨星，这是因为在“士大夫文化”时期的古代，能文者大概就不会做工匠，善文者也不屑于记载这些“下里巴人”的雕虫小技，而一般工匠都缺少文化，自然能够留给后人的文字也就屈指可数了。如果没有李日华和魏学洢�惊叹于核雕的“鬼工技”而留下《核舟记》，大概到今天我们也只能想象了。核雕出现的时间一定早于《核舟记》文章诞生的时期，除了任何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总有一段漫长的孕育发展期的合理假设外，它应该还有一段更加漫长的祥符信物期，这是因为核雕源于祥符，它是一种随影而行的精神付托。

　　从古代遗存下来的实物看，最初的核雕载体，无论苏州还是北方其他地区，都是采用桃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有着特殊的文化意涵，一直被人们赋予超凡的神奇功力，故被称之为“仙木”。桃是树木之果，“仙桃”可以让人长生不老，而桃核更加集聚了桃树所有的精气，故可以驱灾避邪。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桃木和桃核当作桃符和桃梗用来压邪扶正、避凶趋吉。用桃核进行雕刻，主要还是用作护身符来佩戴。那么，苏州核雕师又是何时为何由桃核转而采用橄榄核进行雕刻的呢？

　　在位于苏州穹窿山麓的舟山村流传这样一个关于橄榄核雕的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舟山村人殷根福（1885-1939）在上海老城隍庙开设了一家以销售竹木牙雕为主的“永兴斋”文玩店，只是时局动荡生意不济，传统的竹木牙雕经营惨淡，要想打开销路，只有在经营品种和题材样式上动脑筋。一次偶然的机会，殷根福从广东船工那里得到了一些橄榄核，看到那些外形圆浑，壁体厚实的橄榄核他灵机一动，以具有“杀贼、应供、无生”功力的十八“罗汉”为题材，雕刻组装成了一串罗汉念珠。不曾想他所独创的“罗汉佛珠”形式一经面世便销售一空，从此确立了“罗汉念珠”的形式，也开启了苏州舟山村的橄榄核雕。

　　舟山村流传的故事只说明了橄榄核罗汉念珠形式的由来，至于是否由殷根福开创橄榄核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其实早在《清秘藏》中就有关于明代宣德时期（1398-1435）的夏白眼“能于橄榄核上刻十六娃娃”的记载了。明清之际，苏州地区的一些雕刻师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橄榄核来进行雕刻了，苏州常熟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件清乾隆年间杜士元所作橄榄核雕“鱼乐图”，其精美程度堪比现藏于台北故宫同时期陈祖章雕刻的橄榄核雕“东坡夜游赤壁”。

　　雕刻载体由桃核演变为橄榄核，其实就是其辟邪驱灾的精神寄托功能向观赏把玩的遣性娱情功能的转化。核雕的这一由寓意性向意趣性的转化，与苏州地区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代时期的苏州在全国经济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良好的自然资源，使其成为了“苏杭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仓，繁荣的纺织业让苏州赢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丰厚的经济基础营造了“黄金万两水西东”的商业空间，自然，苏州成了经商和玩乐的天堂，也成了聚拢各方巧工良材的宝地。

　　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当人可以驾驭自然的时候，自然的神秘力量便会逐渐淡失。对安居乐业的苏州人而言，原本被寄予了无限美好付托的桃核雕不再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慢慢地，核雕的祥符功能转化为把玩观赏功能。经得起反复把玩观赏的必然是那些细腻的材质，一种质地细腻、结构致密、外表圆滑，更易于施刀雕刻的果核――橄榄核便成为了核雕的新载体。其实，我们从雕刻的内容题材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由宗教向舆情的转化，那些原本以宗教神话传说为主体的题材也逐渐被一些如飞禽走兽、招财童子、山川美景等世俗题材所兼容。功能的转变必然导致题材、样式和选材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核雕能够在苏州发生由桃核向橄榄核转化的主要原因。

　　时至今日，北方地区还一直采用桃核进行雕刻，桃核和橄榄核也是区别“北工”和“南工”的标志。然而，随着核雕由宗教吉祥寓意向把玩舆情的功能转变，北方地区也有由桃核向橄榄核转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