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

《中华女儿》（1949） 导演 凌子风等

　　也许有些人不曾听闻半个多世纪前的鼓角争鸣，也有不少青年触不到几十载的栉风沐雨，但历史不该也不会忘却，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先烈们奋勇抗战的英魂、民族浴火重生的斗争。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电影博物馆、普陀区、宝山区街头，竖起一面面海报墙。《中华儿女》《鸡毛信》《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那些伴随成长的抗战电影，在一帧帧海报上次第展开，沧海桑田仿佛穿透这“历史之墙”印上记忆的履痕。

　　绘画版、摄影版、绘画摄影融合版，80幅铜版纸宣传招贴画带着历史的温度展陈在电影博物馆中，再现的是数十载峥嵘岁月。而当17位老画师捋袖上阵，还原当年的手绘海报墙，老片子、老风格、老法师，城市街边浓墨重彩的墙既是一部抗战电影史的全面回顾，更像是一次还原历史、自我净化的精神之旅。

　　纸质海报穿越岁月历久弥新，老画师们满头华发重塑当年神韵，艺术家们把烽火连天留在电影这难以磨灭的载体中，收藏家、老画师们则用海报诉说永不衰老的情怀--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史为鉴。摩挲历史之墙，我们望见的不单是凝固的电影故事，更有社会发展各周期中审美的变迁。

　　自1935年《风云儿女》拉开序幕，之后的30年中，抗战题材电影创作达到第一个繁荣期。英雄主义、平民抗日是这一时期抗战电影的主题。英雄主义在于高山大川的宏伟物象，平民抗日则将主角设定为普通的战士与群众。

　　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风云儿女》，该片由田汉、夏衍任编剧和导演。除了作为国内第一部反映抗战的故事片，《风云儿女》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诞生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要从头细说，就不能不提到电通和它所代表的左翼电影力量。1933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但也是从这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这个新阵地就是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借着《桃李劫》一炮而红，电通迅速打响旗号，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桃李劫》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乘势成为流行歌曲。

　　为配合影片的宣传发行，电通于1935年5月出版了《电通》半月画报。这本画报每期发行量达到4万册之多，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1935年，著名戏剧家田汉，在完成了影片《风云儿女》的文学故事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而《电通》画报却在此时推出《风云儿女》特辑，全文刊出了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该特辑还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封面上，显示出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亦迅速传遍全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凌子风执导的新中国第一部抗日影片《中华女儿》上映。凌子风既是抗战的目击者，也是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历经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物象，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

　　乐观主义则是那个年代又一个抗战电影的主基调。《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作品在精神层面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而支撑这种精神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也就是说，彼时的创作者把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的乐观情绪都带入了抗战电影中。于是，那段时间的抗战片并不正面展现宏大规模的战争场景，而是选取游击抗战题材，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比如《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还莽撞好斗，有着草莽英雄的习性；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过程中，也散发出民间文艺的质朴与清新；就连《地道战》《地雷战》这些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趣味盎然。

　　1980年代伊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类型文艺创作登上一个繁荣的舞台。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电影从业者吹响了张扬个性的号角，而抗战电影一边进入了第五代导演特立独行的表达阶段，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许多更具写实风格的纪录镜头。

　　第五代导演堪称当代中国电影最响亮的一个名称。虽然现在这个群体中走红的各位都可独自扛旗，但他们初出茅庐时的作品却多为几人合力而成，更能体现一代人当年的追求。《一个和八个》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导演张军钊，编剧张子良，摄影张艺谋，美术何群，类似1980年代俯拾皆是的梦幻组合，在1983年推出了《一个和八个》。片中，主创大胆地把影片主角--一名被陷害的八路军指导员同8个犯人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此中，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怯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创作者对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张军钊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的回答是，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做一个别人从未做过的东西。”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机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本片摄影的张艺谋所言：“由于我们对以往突出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极为反感，于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以此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表达。”而他在自己的成名作《红高粱》中也确实将视觉冲击用到极致，“我奶奶”被日寇扫射，在大片血色殷殷中，战争的残酷扑面而来。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不可忽视的是《七·七事变》《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影片的诞生。其中《血战台儿庄》堪称经典，它选择了一场众人皆知的伟大胜利作为故事背景，并在描述战役来龙去脉上颇费笔墨。为了更好地表现战争，剧组还征集了千军万马，使影片颇具美国五六十年代史诗大片的感觉。回忆起曾经的拍摄生活，《七·七事变》导演肖桂云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深入农村、到部队去体验生活，这样影片的细节处理会比较真实。就像他们夫妻共同执导的《平原游击队》，放映后全国上至耄耋老人，下至稚子幼童，几乎无人不知那句台词“不许动，我是李向阳”。

　　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给中国电影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此情此景下，我们看到了诸如《黄河绝恋》《红樱桃》之类颇具现代视角和商业气质的抗战题材片；另一方面，一批重量级影片进入公众视线：《大转折》《大进军》《大决战》都在那时问世。

　　随着商业片在中国高速发展，具有鲜明市场特色的类型片以及借电影自我表达的导演大批出现。这既然是整个中国电影的变化大势，抗战影片也不会例外。其中，不得不提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曾举足轻重，后来却逐渐淡出的导演冯小宁。他的《红河谷》《黄河绝恋》和《紫日》在当时都堪称票房与口碑双赢的作品，其中后两部都是抗日题材。《黄河绝恋》第一次让观众读懂，原来爱情在抗战中也可占据重要位置，《紫日》则别出心裁地将中日俄三方力量放进同一部电影。两部抗战片的共同特点在于“国际化”视野：抗日不再局限于中国与日本的恩怨，而是融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宏阔背景中。

　　但整个新千年过程中，商业片日趋繁荣，相较而言抗战题材片显得珍贵而慎重。《风声》《太行山上》《金陵十三钗》都在战争的惨烈之余展现一丝人性曙光。而《南京！南京！》《南京1937》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让人流泪或颤抖，却耐人寻味地并不教人憎恨。这些抗战电影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证明了革命历史题材仍有足够广阔的市场，以抗战为背景进行典型的商业化包装亦是完全可行的。而去年底香港导演徐克的作品《智取威虎山》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影视圈盛行的小清新之风与红色经典的复兴潮其实并不相左，一向被视为沉重题材的抗战电影也可以尝试与世俗沟通。

　　拓展阅读“在海报一角签名曾是最大的骄傲”

　　一位电影海报画师的自述

　　76岁的董培盛退休前是沪西电影院的美工师。34年的工作中，经他手的电影海报不下千张。他说：“当时上映一部新电影，全上海电影院的美工师争先恐后地创作，每家电影院画得都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大大的海报一角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曾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今夏，在普陀区兰溪路、梅岭北路上，一组30余幅经典抗战电影手绘海报，将大众记忆重新拉回往昔。那些画报出自17位上海电影院美工系统的“老法师”之手，他们与董培盛一样，多数已过耳顺之年，年轻时曾在沪西、大光明、曹杨、燎原等影院工作。

　　而董培盛确实有资格为手绘电影海报艺术骄傲。1981年，当年由著名女演员张瑜主演的电影《小街》上映前，董培盛为电影院创作的这部电影海报被评为当年中影公司的10幅一等奖作品之一，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同样，其他一些老美工师们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成就和收获。可惜，带有艺术气质的手绘电影海报还是被现代印刷技术击败了。20世纪90年代后，各个电影院几乎不再需要美工师手绘的电影海报，代替它们的是电影制片厂或公司统一印刷的同一面孔的电影海报。此时，电影院老的美工师或退休或转行，手绘电影海报渐渐成了历史档案。

　　这次重新“出山”，董培盛创作了《小兵张嘎》和《红高粱》两部经典抗战电影海报。画《小兵张嘎》时，素材从何而来，主人公画正面还是侧面，背景人物又当如何体现，全都是董培盛需要打好的“腹稿”。为了一气呵成，他先让儿媳用电脑打印出主人公张嘎的剧照做参考，又从朋友处借到电影小人书，海报背景中“鬼子”等形象就来源于此，“试过用彩色的，不过最终决定用红色作主色，‘红小鬼’嘛。”

　　在董培盛心中，“这次搞这样一个大型的手绘电影海报创作，就是把我们这批老美工师的手艺再展示一次，让市民和观众们重拾起久已尘封的文化记忆。不同于工业化的印刷海报，手绘海报是有温度的，饱含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海报，电影的平面艺术

　　从电影诞生之初，电影海报就相生相随。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一间餐厅里向35位观众放映了《火车到站》等短片。当时，一张题为《卢米埃尔电影》的海报被认作世界上第一张电影海报。

　　早期中国的电影海报通常有三种发布渠道，其用意也各有侧重：由中国电影公司统一发行，作为官方发布，注重的是信息提供；各个电影制片厂分别设计，导演通常有指导性建议；每家电影院自行绘制，由画师们在电影院门前自由发挥。除了用途上的差异，海报的存在方式也有不同。由中国电影公司或电影制片厂发行的海报通常以印刷品的形式问世，有两种大小规格，99×69cm或42×30cm。而各家电影院门前自行发布的则多为手工绘制，一般而言，绘制面积越大、色彩饱和度越高，影片的宣传效果越好。

　　随着电影的普及，计算机制图和印刷等技术的进步，电影海报本身也因其画面精美，表现手法独特，文化内涵丰富，而成为电影的平面艺术衍生品。不少名家画师纷纷加入创作团队，为电影的各种印刷海报绘制底稿。《枯木逢春》和《林则徐》的首版海报就是程十发大作，而陈逸飞先后为《春苗》《青春》等电影捋袖上阵。

　　正因艺术价值突出，经由岁月沉淀，那些未及张贴的印刷版海报，在收藏界逐渐升温。但与影片的发行时间远近、影响力大小并无直接关联，影响电影海报在收藏界“身价”高低的首要元素是现存版本的多寡。就现在市价看，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发行的《攻克柏林》因为是孤品，收藏价已经破万。而多数1960年之前的海报收藏价在四五千元上下。

　　而对于影院老画师们而言，他们每一件上墙的美术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会再有百分百相同的版本。因而，能请到老画师重出江湖再次执笔，不仅是留住他们对中国电影史、抗战史的宝贵认知，更是让当下的人们运用现代的记忆载体来回味历史之醇厚。

《铁道游击队》（1956） 导演 赵明

《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 导演 王萍

《中华女儿》（1949） 导演 凌子风等

《鸡毛信》（1954） 导演 石挥

《小兵张嘎》（1963） 导演 崔嵬

《地道战》（1965） 导演 任旭东

《红高粱》（1988） 导演 张艺谋

《七•七事变》（1995） 导演 肖桂云 李前宽

《黄河绝恋》（1999） 导演 冯小宁

《紫日》（2001） 导演 冯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