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忆父亲杨可扬

时间：2020/5/1 19:33:36 文章来源：■ 杨以平　

　　2004年，在父亲过完90周岁生日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都说，老杨，你那么健朗，过百岁没问题，我们等着为你做100周岁大寿哦！在我心里，也期望着那一天。但是，10年前，父亲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一般人的眼里，我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严肃威严的人，但在与他一起生活的女儿心中，他是一个慈爱、宽厚的好父亲。在父亲逝世10周年之际，我尤其怀念他老人家。

壹

　　我们的家庭中有一位特殊的成员，我管她叫“大嬢”，在我母亲的家乡温州，阿姨和姑姑都被称作“嬢”。她是我母亲的大姐，比我母亲大9岁。大嬢是个温柔善良却又身世坎坷、命运多舛的女人。年轻时，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小她三岁的温州乡下一户地主家的大少爷郑绍虔——也就是后来改名为郑野夫的新兴版画运动前驱和闯将。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情投意合感情也相当深厚。我大嬢高小毕业，这在当时无疑算是女秀才了，那时，郑野夫尚在上海美专读书，于是两地情书往来成为众乡邻称羡的佳话。后来，我大嬢跟随郑野夫辗转上海、香港、浙江、福建等地投身新兴木刻运动，历经抗日烽火的千辛万苦。其间，郑野夫曾因中共地下党的身份而遭逮捕，我大嬢四处奔走遍托亲友才将他保释出狱。在丽水、赤石等地，虽然环境恶劣，生活清苦，我大嬢始终追随着他、照顾着他、不离不弃。他们的女儿早早夭折，儿子9岁那年，在武夷山躲避日寇轰炸的逃难途中，因缺医少药不幸染病死去，这对我大嬢无疑是无比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郑野夫的母亲病重，于是，我大嬢便代郑野夫回老家照料，直至婆婆去世。就在我大嬢滞留温州期间，温州解放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让我大嬢为死去的郑家老爷太太、客死香港的郑家二少爷、革命在外的郑家长子顶上了地主的帽子，而此时，因种种原因，郑野夫与大嬢又分了手。我大嬢心中的“天”轰然倒塌，成了一个失去儿女、失去丈夫、没有土地、没有房产的“地主”，她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她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之时，我父亲母亲向她伸出了援手，把她接到了我们在上海的家，并向郑野夫据理力争，通过法律，为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我大嬢争取到最起码的生活费。1957年郑野夫被打成右派，生活拮据，中断了抚养费，从此，我父母亲便承担了这位大姐的全部生活费和医疗费。

　　我父亲与郑野夫是新兴木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我父母的结合也是缘于郑野夫，但由于这件事，我们两家便有了隔阂，从此也就断绝了往来。令人想不到的是，1980年，为纪念抗战胜利35周年，父亲专门撰写纪念郑野夫的文章，叙述了郑野夫作为木刻运动先驱者的往事，客观地评价了郑野夫对木刻运动的贡献。行文实事求是，不失偏颇。父亲作为美术出版社的领导，根据郑野夫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觉得应该为他出一本个人画册来纪念他。父亲摒弃个人恩怨，慎重提出选题建议，也做了积极奔走，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干扰，画册最终没能出版，父亲感到十分遗憾。

　　大嬢和我们一起生活所带来的不便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住房，那时我们家就两间房，我小时候，大嬢和我们姐弟住一间。后来历经上山下乡，我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为了腾出一间作为我的婚房，三位老人就不得不挤到了一间房里，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卧室，又是父亲的画室，还兼作客厅和餐厅。斗转星移，四十多年来，三位老人默默地和谐相处着，爸爸妈妈没有丝毫的嫌弃，用他们滚烫的心焐热了大嬢的后半生，1994年11月，她安详地离开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收留她的妹妹和妹夫，终年89岁。

　　当大嬢年迈多病时，医疗费用随之大幅上升，她无工作单位，也就没有享受劳保，全额的医疗费用就成了不小的负担。父亲享受司局级离休待遇，医疗费全免，我曾试探性问父亲说，在你配药的时候，能不能多配一点给大嬢，但他断然拒绝。虽然有些医生对离休干部的配药很宽松，但父亲决计不做这样的事。

　　2015年盛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浙江美术馆举办了“榛莽之行——郑野夫家属捐赠暨东南木刻运动纪念特展”，说到东南木刻运动，郑野夫和我父亲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主办方邀请了我。想到将要面对郑野夫与后妻所生的女儿，想到我大孃的坎坷身世，我婉言拒绝了。但当我最终出现在开幕式时，知情者都说想不到。我心里清楚，父亲虽然不在了，冥冥之中是他让我不计前嫌，在心理上跨过了这道坎。
　　　　
贰

　　记得我小时候，虽然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但忙里偷闲，一有空，总会带我和弟弟去附近的虹口公园玩。到了公园，爸爸把我们俩交给妈妈，就独自忙于四处写生。我们看在眼里，也学着他的样子，趴在长凳上画起来。父亲温和慈祥，从来不打骂我们。但童年时的一件小事，让我刻骨铭心，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小时候特别着迷“小人书”，看到入神时，什么都不顾。有一次，已过了吃饭时间，我仍执拗地不肯放下手中的书，妈妈叫，不理，大嬢叫，不睬。而爸爸没有一句话，过来一把就夺下我手中的书，见我还不肯上桌吃饭，几下子就把刚买给我的新书撕得粉碎。我号啕大哭，爸爸让妈妈大嬢都不要管我。哭了好一阵，见没人搭理我，自感没趣，只好乖乖地过去吃饭。这在我记忆中，是父亲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惩罚。

　　父亲酷爱绘画，他心里非常期待我和弟弟将来也能从事美术工作。童年时，大家都说我比弟弟画得好，但当父亲发现我偏爱音乐时，就和妈妈商量送我去学钢琴，我今天能成为一名从事音乐专业的大学老师，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当初在我小时候就能尊重我的意愿，发展我的兴趣爱好。

　　“文革”期间，父亲被隔离审查，工资被冻结，仅留给他15元的生活费，我们家一下子陷入了困顿之中。母亲支援三线建设，随工作单位迁到了安徽山区，弟弟住校，家中只剩下我和大嬢两人，那时我十七八岁，便当起了家。解放初期，父母的工资相对较高，当组织上要减免我们家31元的房租时，父母放弃了照顾。“文革”期间，这31元的房租便成了我们家最昂贵的一笔支出。那时，不交房租的人比比皆是，但是，父亲对我说：你妈妈寄来的钱，首先要把房租、水电煤、弟弟的住校费等各种费用交掉，宁可自己少吃点，也不要欠国家的钱，那时的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直到现在，我仍保持了勤俭的习惯。

　　在我印象中，父亲自己花钱很节俭，对别人却很慷慨。美术史论学家汪子豆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穷困潦倒，生活很困难，我父亲就每月资助他5元钱，现在看来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但在当时人均收入四五十元的情况下，也可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很久以后，汪子豆对别人讲起了此事，我们这才知道。老家的亲戚们大多贫穷，父亲表态说，只要有人愿意读书，费用由他负担，这样，父亲陆续出资帮助了好几个侄、孙辈走出大山外出求学，一个家族出去多人读书，成为当时村里人非常羡慕的事。

　　1969年3月，春寒料峭，还是中学生的我将远赴黑龙江“战天斗地、接受再教育”。妈妈在安徽，为了省钱，没能回上海送我。爸爸请了假到车站为我送行。父女间默默无语，心情凝重，那时他还在接受审查，在他炯炯的目光里，我看不到哀伤，只看到了刚毅和坚韧，我强忍住满眶的泪水，与父亲挥手道别。

　　不久，我收到一个包裹：一只上海牌手表和一条尼龙裤。我知道，那是爸妈从牙缝里省下钱买的。在当时，手表是属于奢侈品，爸爸妈妈买表给我，是要我好好把握时间，不要虚度青春。黑龙江的冬天酷冷而漫长，爸妈知道我最怕冷，就设法弄到当时的科技新产品尼龙裤，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农村，穿着轻柔的尼龙裤，我心中升腾起阵阵暖意。
　　　　
叁

　　在美术的门类中，木刻版画无疑是一件脑力加体力的力气活，大多数的版画家到了晚年，大都会改行去搞其他画种，而父亲对木刻的热爱是真正刻骨的爱，他一生追随鲁迅先生，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投入到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

　　岁月沧桑，在当前版画不像油画、国画那么受待见的情况下，始终不忘初心，木刻刀伴随着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出于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及对艺术的赤诚之心。改革开放后，父亲精神焕发，进入了一生创作的第二高峰期，那时父亲已近70岁，深感时间的不够，很有些悔迟恨晚的紧迫感，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忘我地工作、创作了就是过去身强力壮时也没达到过的数量。

《浦江月色》


《老画家》


《大灾之后》


《绿遍江南》

　　父亲80岁时，才第一次举办了个人画展，著名艺术评论家毛时安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那些充满着青春活力和时代气息的作品，竟然全都出自一位八旬老人的手笔。在这里，我们听不到迟缓的暮鼓，满耳皆是激越清亮的晨钟，响彻六十年漫长创作生涯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版画是美术中仅次于雕塑的‘重工业’。一位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放弃了夕阳下的漫步和晚年的全部悠闲，无论酷暑严寒，干着兼有木工和印匠，而且全部手工操作的笨重体力活儿，那不仅是一种生命的旺盛，更需要怎样的一种圣徒般虔诚执着献身于艺术的精神，不，那是一种终生燃烧着自己的卓尔不群的艺术信仰。……”父亲90岁后，体力已不允许他从事大的作品创作，但每年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小版画、藏书票、贺年卡问世，他请朋友篆刻了一方“九十五后作”的印章，表达了他内心的意愿。

　　他几乎没有节假日。在我的记忆中，他每天闻鸡起舞，起床即坐到桌前看书或勾画草图，惜时如金。即使外出，他也在时时处处观察生活，捕捉题材。2005年秋天，我们和父亲一起去七宝古镇，那天突然下起了小雨，父亲全然不顾，在雨中抢拍着难得的镜头，那雨中桥头的一幕，印象至深。那时他已九十一高龄，仍然不知疲倦地搜集资料进行创作。他对艺术的痴情投入和愈老愈见精神的艺术活力，令我们深深感动。

　　父亲一生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低调到自称只是一个业余画家。在他担任出版社领导的几十年间，为许许多多的画家出版了画册与作品集，却没有为自己出过一本。父亲上过中学，进过美专，但都由于家境贫穷而不得不辍学，在他的履历表上，填的最高学历是小学，他不以读过美专而引以为傲，相反，当美专的校友会拟请他当理事时，他反而拒绝了，觉得自己读了没多少时间，不够资格。

　　除了书籍和他的作品，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产，但在整理他遗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留下不少捐赠作品、捐款、交特殊党费的收据。没有大道理，没有任何说教，他以他的方式为儿女们树立了一位父亲的形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父亲的身教犹如绵绵春雨，默默无声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他的点滴小善集聚成大爱的口碑，将被世人长久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