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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1)时间：2002-12-05文章作者：在巴黎一座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一块宏伟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有一行用中文镌刻的碑文：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潘玉良(1902一1977)，女画家、雕塑家，原名陈秀清（一说陈玉清），后改名张玉良，后随夫姓，改名潘玉良。江苏镇江人，生于扬州。家贫，一岁时父去世，二岁时姐姐去世，依靠母亲以刺绣维持母女生活。八岁时，母亲又不幸去世，从此依靠舅舅生活。十四岁时，被舅舅卖给芜湖巷的一家娼门怡春院。十六岁时，遇到新到任不久的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潘赞化是同盟会员，安徽省桐城县人，张知行将军的表兄，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任旅长，讨伐袁世凯，后转入政界，为人正直，知识渊博，富于同情心。1916年，潘赞化将玉良救出火坑，娶她为二房夫人，他俩成婚之日，只有赞化情同莫逆的挚友陈独秀一人以证婚人身份参加婚礼。不久，潘玉良去上海居住，潘赞化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李先生，教玉良读诗文。先生每天上午为玉良上三小时课，下午玉良就作练习。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长进令老师感到惊奇。潘玉良的邻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洪野先生，她耳闻目染，决定自修绘画。潘玉良从书店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临摹、写生，还对着镜子，仿照洪野先生的样子，坐在镜前画起了自画像，她的画功被洪野先生发现，遂收玉良为徒。洪野先生给潘赞化的信中写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作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潘玉良天资聪慧，毅力过人，进步飞速。1917年秋，潘玉良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考试的人坐满了五个教室，潘参加考试并获得了良好的成绩，由于她出身“微贱”，未被录取，后被当时校长刘海粟破例把她的名字加在录取名榜第一名的前面。1918年潘玉良入当时上海美专，从朱屹瞻、王济远学习油画，第二学年进入人体素描课程。受到当时社会上的诽难，玉良画人体素描遇到了很多难题。首先是作为全校唯一的女生，她必须与全班男生一同面对裸体女模特，其次她根据观察自己的体态和浴室洗澡人群的体态而创作的人体素描作品轰动了学校，被人们当作新闻传递，褒贬不一。潘玉良的这一习作使她进入了优秀毕业生的行列，同时也使她受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为此校长刘海粟召见了她，并对她说：“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等你毕业后，争取到欧洲去吧，我给你找个学法文的老师……。”潘玉良理解了校长的意思，于是去征求潘赞化的意见，潘赞化表示支持，说“好吧，你有你的道理，你追求的是有意义的事业，我听你的！”1921年潘玉良毕业，她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分津贴，乘加拿大皇后号邮轮，去法国官费留学。当年，她先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紧接着就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入了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从德卡教授学画。1923年，潘玉良又考入巴黎国立美专。当时，她与邱代明等为同学，和徐悲鸿是同班同学，师从达昂·西蒙教授。于是卢浮尔宫，成为她常去画画的地方。1925年，潘玉良在巴黎国立美专毕业。此年前后，因国内动乱，官费时断，留学生的生活相当艰苦，许多人离开法国，而潘玉良决定选择去意大利继续进修。意大利的艺术之都罗马以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珍藏称著于世界。1925年，潘玉良的绘画天赋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邀其直接升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绘画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进入该院的第一位中国画家。潘玉良随诺马尔迪教授学习，先攻油画，后兼事雕塑，两方面都达到相当的造诣。课余时间潘玉良常去法迪坎宫一一古代美术品的宝库，日夜勤奋摹画杰出画家的作品。潘的一位雕塑名家教授琼斯，介绍她学习雕塑，并答应她免费教学。1928年，她在油画专业毕业后，又正式考入了雕塑班，成为琼斯教授的正式学生。其时，中国国内政局不稳，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丢掉了海关监督之职，不能寄钱给玉良，本来就很少的留学津贴，早已时断时续，潘玉良常常饿着肚子上课，更谈不上生活零用钱。1929年春，她一连四个月未见家信和津贴，一次在课堂上晕了过去，教授和同学们见状不忍，凑钱给她，正在这时，传达员高喊：“中国的张玉良女士，你的汇票！”同学们围拢来一看，是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的，附言：“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1929年，正当潘玉良毕业考试和答辩通过，她最后一次到法迪坎宫向大师们的不朽作品告别时，遇上了来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先生，潘玉良盛情邀请刘海粟先生参观了她们的画室并参加即将举行的雕塑班毕业典礼。当天，刘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邀请她回国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教授。留学欧洲近9年，玉良回国了。这是她在欧洲生活的第一阶段。1929年，潘玉良回国，两个月后，原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王济远先生和她的启蒙老师洪野先生，特意地为她组织了一个“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潘玉良归国画展”。这是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的画展。展品200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也发表了消息，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刘校长从罗马发来电报祝贺。这时，中大艺术系主任，玉良的留法同学徐悲鸿向她发出聘书，请她到中大去执教，与她共同分担油画课。玉良先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与徐悲鸿分别主持中大画室，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潘玉良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5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她原有献身国内美术教育的心，但早年不幸的出身，使她难以在封闭的中国社会中立足。1937年，她终于再次离开住了八年的中国，重返巴黎，此后一住四十年，直到去世。抗战前，潘玉良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她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八年的法国留学，使潘玉良充分感受到了艺术上的自由。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汇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潘玉良的眼前。而这在她早期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从《春之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含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潘玉良早期更多的作品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1925年）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技法娴熟，笔力遒劲，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功力。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全国民众不满，四大城市学生联合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在这一年，刘海粟第一次欧游归国，潘玉良在中大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刘海粟亲自来参观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维妙维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刘海粟话锋一转又说：“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刘嘱咐潘玉良说：“我们应该一面吸收外来的新画风，一面尊重自已的传统，集西画之长，你愿意和我一起研究吗?”潘玉良深受震动，她认真思量，觉得自己的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面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1936年，潘玉良举办第五次个人美展，这也是她在祖国最后一次画展。其中一副作品《人力壮士》是她来表达对拯救民族危亡英雄们的敬意的，赢得了不少赞誉,但不料在收展时，在该画上却被人贴上了一张纸条，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画展结束，潘玉良接到潘赞化的电话：“大夫人来了。”潘玉良回到家中，听到大夫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潘玉良为潘赞化着想，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经过反复思量，潘玉良决定接受法国艺术鉴赏家叶理绥的邀请，赴法国举办个展。从此离开赞化，离开故土，独自谋生。她再次回到巴黎，仍旧住在米斯太太家，有时去大学弥尔画苑作画、雕塑；有时到郊外写生。得到好作品就自己珍藏起来，只出售一些平庸之画维持生活。一次，潘玉良的朋友王守义邀请潘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时间三个月，她答应下来。作品完成后，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说：“潘夫人，谢谢您！这座格氏雕像，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是格鲁赛先生生前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却不了，我感谢您这灵巧木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它。”随后那赛夫先生请求欣赏潘玉良其他的作品，之后，他惊讶而兴奋的说：“这就象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1937年潘玉良被推举为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年底，潘玉良听说了日军占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的消息，她彻夜未眠，在悲愤中完成了一尊雕塑草坯《中国女诗人》李清照的塑像。二战中，潘玉良曾在异乡卖画捐款报国，日寇投降前夕，她又在巴黎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同仁，一起上书“国民政府”，要求追讨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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