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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艺批评的困境时间：2005年11月12日文章作者：唐应龙人们似乎有这样一种共识，就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批评遇到了危机。什么是危机？就是文艺处于危险难以自拔的境地，换言之，就是自我价值遭到怀疑、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困境。艺术批评出现了病象，在当今时期，主要表现为文艺批评被炒作和商业利益控制，文艺批评不再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艺术批评。当艺术批评不能承担艺术批评的任务时，艺术批评发生危机也就在所难免。说起来，文艺批评的危机根源也许更深，它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旧有的理论被我们认为是过时的、不科学的，因此是应当摒弃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甚至无望找到可以依凭的、稳固的新理论，对于理论前景的绝望情绪使批评家们陷入深深的悲观之中。这样我们就不仅丧失了批评的根基——批评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无法预言自己的命运，四顾茫然。二在引进西方理论时，更是陷入无法选择、不能选择的境地，陷入穷于应付、疲于跟班、“跟着翻译走”的境地。除了将自己变成是西方理论新说的传译者之外，似乎无法从西方理论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自我，独创新说，强大自我。至于堆砌概念，追求时尚，耍弄文句，炫耀时髦的批评概念，其实是没有现实根基、没有文本对象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脱离批评对象之后对西方叙述文句的蹩脚模仿，不仅遭致国人的冷眼——被讥为挟洋人以自重，而且还被西方人视为这种不过是一种文化殖民，是缺乏原创性与独立价值的。三是既对中国传统批评智慧心仪不已，又无法在现实批评中将它转化为批评资源和批评武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时陷入无法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凸现了综合创新能力的匮乏。对于复古的恐惧时时刻刻在困绕着广大学人，尽管创造性转化的任务已经提了出来，但是，这个艰难的行程似乎还在起步阶段，与二十年前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情况相比并没有多少改观。四是批评在现代转型社会中的严重异化。批评家的良知与职责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是，受利益驱动，不仅只是好处说好，甚至还要坏处说好。这种根本颠倒了美丑、价值的批评充斥于各种媒体，批评的形象在受众中严重扭曲，批评的价值受到怀疑。批评的权力是从何而来的？批评的权力并不来自于批评家身份的虚假命名。批评并不因为你曾经是一个批评家而赢得批评的权威。批评的权利来自于批评实践，即批评行为的公正性。这是因为，批评家是这样的人，他比一般读者有更多的审美经验，他比一般读者有更多的历史知识、对创作规律的体悟、对创作甘苦的体验、对艺术传统的有独特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批评家的现实感，即批评家是对现实有全面把握、深入分析、价值评判、理想追求的人，只是在此基础上，批评才确立了话语分析的坐标系。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从理论上讲，如果艺术是对现实的掌握，那么批评则是对现实的再掌握。历史的经验证明，伟大的批评家往往是现实感很强的人，他对时代的需要、时代的弊端、未来的趋势有敏锐的感知与悟解，更能够从生活的细微变化中发现涌动的潜流，从而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影响现实的发展。艺术和批评的交汇点在现实上，那么，共同感受现实则成了他们的对话基础、对话前提。当今的现实难以分析，无法掌握，正说明了我们理论的匮乏和缺乏分析能力与不敏感。从艺术实践的角度讲，文艺批评的难度在于：一方面对于艺术发展中一边倒、单一化的创作倾向，批评家保持着充分的警惕，另一方面对于所谓多样化、多元化而产生的混乱，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理论概括的难度增大，让批评家感到无所适从、手足无措、是非莫辨。惟恐失去多样化的局面，使理论活动丧失了价值立场和价值批判。在瞻前顾后的逡巡中，批评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似是而非的宽容口号，以及对于任何艺术现象都采取认可的态度，就已使我们丧失了批评。文艺批评丧失了其实践本性，其根本表现就是批评丧失了所指，变成了自说自话。文艺批评并不是批评家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活动，虽然文艺批评具有自为性和独立性，但是作为一种“实体”却是一种关系中的“实体”。文艺批评并不是艺术作品的附庸，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父子关系，但是，批评是对象性的活动。如果没有了对象，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现实性。文艺批评不和一种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文艺作品建立关系，那么其活动的价值就会丧失。从批评的实践角度讲，批评日益变成了没有交流的、拒绝沟通的自说自话。这就严重地违反了艺术批评的对话主义的原则。从广义的角度看，文艺批评是批评家通过作品与艺术家的对话，是通过作品与接受者的对话，又是通过现实文本与文艺传统的对话，通过现实文本与审美理想的对话。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是这种对话的丧失。批评家和艺术家关系的恶化是空前的，艺术家不再相信批评家，批评家也越来越瞧不起当代艺术家，贵远贱近、崇古薄今的倾向日益明显。文艺批评家也越来越不把引导读者消费文本作为活动的目的，越来越从理论的需要、自我体系的建构出发，而不是读者的要求出发进行批评，造成了批评与接受者的疏远。谈起艺术传统，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确实有些甚至相当多数的批评家不知道艺术传统，不知道文艺传统中的审美价值，更是不能“通古今之变”，揭示艺术的发展规律，指示艺术发展的道路。文艺批评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了技术主义的奴隶。哲学的批评与技术的批评不能结合，导致了批评中哲学方法和工具论的对立。对艺术文本的分析出现了技术分析的“细读”，以至于使局部凌驾于整体之上；或者对艺术文本的哲学分析出现了“抽象化”倾向，无法与艺术经验沟通，无法建立在体验基础之上。技术主义所导致的批评的人文维度严重匮乏，严重地违反了艺术批评的人文本性、人生关怀。宽容曾经是我们的时代信仰，但是，这种信仰包含着对批评的放逐。在当今的环境中，宽容精神已经蜕变为“什么都可”、“怎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批评与创作是文艺发展的双翼，没有批评的创作必然是瘸腿的行进，不仅路不平，崎岖难行，而且方向也容易出偏，陷入自我循环、自我重复之中而不自知。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却无法从中获得充足的批评根据。批评不得，不敢批评，批评的积极意义看不到了，最终导致了批评缺席。害怕批评是自身虚弱的表现，真正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经得起艺术批评的，并通过批评获得了广泛的认知。与宽容相对立的是酷评。酷评可以说是苛刻批评，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是放大毛孔、不及整体的批评，是不讲艺术规律的批评。举一个例子，当你写作空灵的作品时，酷评家认为你不关心民瘼；当你注重现实关系的描写时，他们又认为你过去质实、精神空间不够。故意“找岔子”的酷评，是摧毁性的批评，不是寻找审美价值、美感建构的批评。酷评，不仅是让艺术家感到左右为难的批评，也是让接收者感到无所适从的批评。酷评的批评文本的可读性在于单篇独立上，一旦相互对照，多篇对映，酷评的逻辑混乱就昭然若揭。酷评的自我矛盾最终摧毁的是它自己。但是，当前它却是带着批评家的帽子、干着败坏批评名声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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